有人評郭德綱:他的走紅吃到了「反體制」紅利,也會付出代價

和很多人想法不一樣的是,郭德綱在2005年底的爆紅其實和侯耀文的關系極小,他成為相聲愛好者們的偶像是因為他的作品,他成為媒體的寵兒則是因為他的人設:相聲界的草根英雄。

有人說,侯耀文在相聲界保護了郭德綱,這倒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當時侯耀文在相聲界的地位很高,他的徒弟自然面子也大。

不過,話說回來,侯耀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郭德綱,有他這個師父在,有鐵路文工團在,郭德綱和德云社也就只能在侯耀文的指導(允許)范圍內發展。

2007年7月9日,侯耀文去世后第三天,在侯耀文別墅地下車庫的小舞臺旁,侯耀華召集侯門弟子齊聚一堂,希望侯門弟子們今后能夠團結在侯耀華周圍。

在場參加會議的郭德綱拿著手機站起來:「二大爺,我還有事,先走了」,隨后他帶領于謙等人退出了會場,從此他不僅不再是鐵路文工團說唱團的簽約演員,同時也擺脫了師父、師叔、師大爺、二大爺和師兄們的瓜葛,郭德綱和德云社像脫韁野馬一樣進入了自我成長的階段。

2008年郭德綱先是通過何云偉、高峰等人掀起了一波針對時任曲協主席姜昆的指責,雖然此事很快被辟謠,但影響已經造成。

也是在這一年,郭德綱推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相聲《我要反三俗》,嬉笑怒罵之間表達了對曲協倡導「反三俗」的不屑和諷刺。

很難想象,如果侯耀文在世的話,估計郭德綱絕不會如此大膽和犀利,更不會動不動就在相聲段子里諷刺體制內相聲團體和體制內相聲演員,畢竟侯耀文鐵路文工團說唱團團長的身份擺在那兒呢。

也就是從2008年開始,郭德綱的身上多了一個重要的標簽「反曲協」,由此也拉開了郭德綱、德云社和曲協長達十幾年的「斗爭史」。

這種斗爭或明或暗,在臺上以比較隱晦的方式存在,在臺下則毫無避諱,只要是曲協有什麼動靜,總會有很多德云社的粉絲群起而攻之。

一旦曲協發布什麼「反三俗」的倡議書之類,那更是像捅了馬蜂窩一樣,什麼「曲協打壓郭德綱」之類的話立刻刷屏。

在這里我們不免要提幾個疑問:

1、曲藝家協會能管德云社嗎?

2、曲藝家協會管得了德云社嗎?

3、曲藝家協會倡導「反三俗」有錯嗎?

答案很明確,曲協只是一個民間行業協會性質的群眾組織團體,不僅沒有任何行政執法權,而且只對曲協下屬會員有指導的權力,更多的時候曲協只是一個倡導行業自律的協會。

由于德云社沒有申請加入曲協,不論是郭德綱還是德云社也都不是曲協會員,所以曲協不管做什麼樣的決定,發布什麼樣的倡導,都和郭德綱和德云社沒有任何關系。

更關鍵的地方是,曲協倡導行業「反三俗」那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做法,相反,如果曲協不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不積極「反三俗」才是有問題的,那樣的話,曲協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了。

既然曲協一方面不會對郭德綱和德云社造成任何實質性威脅,另一方面曲協的「反三俗」也沒有任何問題,為什麼郭德綱、德云社和其粉絲卻在相當長時間內刻意針對曲協以及很多體制內曲藝團體和演員呢?

這就不得不提當年社會上存在的一股「反體制」之風了。

也就是在郭德綱推出《我要反三俗》那幾年,社會上和網絡上有些人對警察、醫生、教師等職業的態度非常苛刻,甚至出現了妖魔化這幾個職業的輿論傾向,其背后深層次的東西其實就是「反體制」。其中的代表事件很多,和娛樂圈關聯最深的大概就是夏俊峰和伊能靜。

郭德綱和其粉絲「反曲協」的做法是不是故意去蹭「反體制」的熱潮不得而知,但其行為的結果卻實打實迎合了這一股心懷叵測的網絡動向。在相聲界,曲協成為被妖魔化的體制,郭德綱和德云社則成了「反體制英雄」。

郭德綱的第一次走紅有其「相聲界草根英雄」標簽的加持,那時候的他主要憑借的是過硬的相聲作品,草根英雄的標簽只是輔助。

但當2008年以后,當郭德綱的相聲作品開始出現斷崖下滑的時候,郭德綱身上的標簽又變成了「反體制」。

這個「反體制」標簽對郭德綱來說意義重大,一方面正好可以掩飾自己以及德云社三俗相聲段子的現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樹立假想敵的方式進行輪番炒作。

還有一個重要作用,那就是回避批評,不論是誰,只要是對德云社以及郭德綱的作品提出一些不好看法,在網絡上很容易就會被粉絲淹沒:你這就是打壓郭德綱和德云社,你就是曲協的鷹犬爪牙等等。

于是,借著這股「反體制」的風潮,郭德綱和德云社走上了二次發展的潮頭,粉絲越來越多,多到讓其他人不敢說一句郭德綱和德云社的不好,有時候甚至到了「不夸」都是罪過的地步。

與此同時,作為行業領導協會的曲協卻成為了網絡上的弱勢群體,不論做什麼工作都會被粉絲們群起而攻之。

整個相聲界在那個時間段陷入一種畸形的、狂熱的、嚴重的不正常狀態中。

好在,「反體制」的風潮終究是要完蛋的,一些人的心懷叵測終究是要破產的,尤其是疫情以來,體制內的各個崗位在防疫工作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曾經被妖魔化嚴重的醫生隊伍和公立醫院甚至已經成為國家戰略資源。

有心的人可以觀察一下那些整天在防疫第一線忙碌的大白們,看看他們都是誰。

那些采集核酸檢測樣本(捅嗓子眼)的是公立醫院的醫生,那些站在旁邊掃碼的一般都是公立學校的教師,站在測核酸人群旁維持秩序的是警察,負責組織和宣傳防疫的是社區人員,調配物資的是居委會和上級部門,這些當年被妖魔化最慘的崗位在防疫中成為沖在第一線的戰士。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體制內的工作人員,防疫的壓力將會倍增,這些體制內工作人員在關鍵時刻都可以成為國家級的戰略資源。

所以,在近些年「反體制」之風基本開始銷聲匿跡,鐵一般的事實已經證明,「反體制」終究只是一股歪風邪氣。

也正因為此,郭德綱和德云社也在悄然發生變化,他們不僅不在相聲段子里或明或暗攻擊和諷刺體制內的同行,也不再繼續和曲協唱反調,郭德綱甚至還專門轉發曲協的倡議書,和之前說《我要反三俗》的他簡直判若兩人。

與此同時,德云社也開始在公司內建立支部,開始經常性義演以及開展社會性公益演出,相聲作品里的三俗成分也大大減少。

一句話,近幾年的德云社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家體制內的曲藝團體,用網絡時髦用語,他們終于活成了郭德綱當初最討厭的樣子。

可能郭德綱也意識到「反體制」炒作的紅利期已經過去,風險開始遠遠大于收益,他們必須盡快撕掉自己身上的「反體制」標簽,以適應新的形勢。

但是,也許是粉絲群體太龐大,也許是過去的炒作太猛,也許是粉絲們被灌輸的東西太根深蒂固,造成的結果就是慣性太大,他們依然在不停攻擊曲協和曲協主席姜昆,各種網絡暴力層出不窮。

進入2022年,郭德綱和德云社似乎有些流年不利,不能說這些事情都必然和之前的各種過火炒作有聯系,但你要說絕對沒有關系也無人信。

這就是現實,當你因為某種炒作吃到了紅利時,那必然你也要為這種炒作的后果付出代價。

終評郭德綱:炒作只能帶來知名度,帶來美譽度的只能是作品和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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