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提起近代之前偉大的抗日英雄，你首先能想到的是誰？我想九成九的人會張嘴就來——戚繼光啊。
戚繼光固然偉大，但光憑他是打不贏抗倭之戰的
但熟悉歷史的朋友應該都很清楚，光憑一個戚繼光是打不贏那場抗倭戰爭的。原因很簡單，畢竟戚繼光生活在大明王朝，還是嘉靖年間的大明王朝。在那時候的大明朝，一名武將要是找不到個背景夠硬的文官當靠山，哪怕他有橫掃天下之能、封狼居胥之功，隨便一個七品御史的一道奏本就能輕輕松松的將其打落塵埃，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就拿戚繼光舉個例子。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的岑港之戰中，戚繼光率軍大敗倭寇，毫無疑問取得了一場大捷。可問題在于岑港就是今天的舟山島，潰散的倭寇隨即乘船遁逃，戚繼光想追也追不上。
在明朝中期，論軍事才華幾乎無人能出戚繼光之右。可即便如此，他也是人不是神，更不可能逢戰都打成殲滅戰、不讓一個敵人逃掉。
偏偏這回逃掉的倭寇在路過台州時，又上岸大肆燒殺劫掠，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于是給事中羅嘉賓就上書彈劾戚繼光，罪名還不是作戰不力致使逃敵肆虐台州，而是指控這伙倭寇就是戚繼光故意放走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去禍害台州。
這是啥？是通敵，是叛國，一旦坐實就是抄家滅族的死罪！可想而知那位羅給事中就是想讓戚繼光死，而且還要讓他死得越快越好、越痛苦越好。
武將在前方拼命殺敵，文官在后方拼命拖后腿——別奇怪，這就是在洪武和永樂過后，大明朝的現實。
大明文官孜孜不倦的給皇帝、武將拖后腿二百多年，終于把大明朝拖垮了
而且以當時的形勢，戚繼光只要下獄幾乎必死無疑。幸好有人及時出手，不但免了他的罪、官復原職，甚至還破天荒的允許他自行招兵，這才有了後來聞名天下的戚家軍。
這個人就是胡宗憲。
在戚繼光的一生中，先有胡宗憲，后有張居正，都是他牢不可破的后台和靠山，這才有了那些彪炳史冊的赫赫武功，才沒有像岳飛那樣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冤死。不過相比戚繼光靠大筆的錢財買來的張居正，無論在正史還是野史中，都找不到任何胡宗憲接受戚繼光賄賂的記載。
行賄固然不光彩，但作為一個在大明朝天生地位低下的武將，戚繼光想要建功立業，想要為君解憂、為民紓困卻不得不向冷酷的現實低頭，這是個很無奈的事情。可胡宗憲呢？相比張居正，胡宗憲的形象顯然要差很遠，人品也很值得懷疑，似乎貪污些、腐化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為啥戚繼光無須給他送錢，就能獲得其全力以赴的支持？
因為跟戚繼光一樣，無論胡宗憲曾經做過什麼，但他最終的目的除了建功立業之心，就是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事情。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胡宗憲出生在南直隸徽州府績溪縣（今安徽績溪）的一個縉紳家庭——所謂縉紳，原指插笏于帶，就是古代官員的裝束，後來被指代那些曾經當過官的人。
所以所謂的縉紳家庭，說明老胡家出過很多大官，看起來很厲害的樣子。但在我看來，要形容胡宗憲的家世背景，似乎可以用上一個在如今頗多爭議，但在這里卻毫無貶義的的詞匯，那就是「小鎮做題家」。
龍川胡氏宗祠。 作為胡氏真正的奠基人，胡宗憲注定了要走上一條艱難的開拓之路
盡管老胡家的祖宗，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晉散騎常侍胡焱，到了明朝又出了個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的胡富。哪怕後來這里又走出過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民國著名學者胡適，但至今矗立在績溪老家的胡氏宗祠，雖然始建于宋朝，卻是在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7年）經過胡宗憲之手，才有了今天的規模，才成了「徽派木雕藝術寶庫」，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列。
從這個角度講，胡宗憲才是為績溪胡氏開宗立派、建基創業的那個人。
而開荒牛、創業者要走過的路，往往才是最難的。
偏偏胡宗憲做題的本事還不咋地——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他赴京趕考，雖然考中了，卻只落得個三甲偏下的名次，也就是「賜同進士出身」。
按照大明朝的慣例，能考進一甲的稱「進士及第」，可以直接進翰林院授職，未來前途無量，個個都是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的種子選手；二甲叫「進士出身」，入仕之后就能進六部當主事，差些的安排到地方當知州，也算是不錯的起點；而倒霉的三甲進士因為多了「賜同」二字，在中央只能得到評事、行人之類的小官，或者被打發到地方去當推官或知縣。
多了「賜同」二字的進士，在官場上基本被視為失敗者，前途無望
仕途剛一起步就被同年甩出了十萬八千里，未來的前途大機率也就是在漫漫宦海中浮沉，一輩子都看不到盡頭。此時的胡宗憲，就像此前胡家的大多數先輩一樣，或許能做到的只是勉強維持住胡氏那塊名為「縉紳」的門楣罷了。
事實看上去也是如此。科舉過后胡宗憲被授官青州府益都縣（今山東青州）縣令，盡管他能力出眾，政績卓著，卻不得不因母喪而丁憂歸家。因為很快又趕上父親去世，于是胡宗憲居家守孝的時間，最終長達5年。
等到他出山起復時，已經到了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而此時的胡宗憲，已經36歲了。
古人因壽短而早婚，36歲的年紀就算當上了爺爺也不稀奇，開始自稱「老夫」的更不新鮮。而胡宗憲最終壽止54歲，也就是說留給他在這個世間建功立業的時間，只剩下了18年。
而更糟糕的是，因為小鎮做題家這個身份，胡宗憲在朝中沒有關系背景可以依靠，也沒有世交故吏為其搖旗吶喊，所以只有那些最苦最累還最出力不討好、因而沒人愿意接受的差事，才能輪到他。
因此胡宗憲先是被任命為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緊接著又跑到南方巡按湖廣，直到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又被緊急調去擔任浙江巡按御史。
胡宗憲就是個人奮斗取得成功的典范，這也成了他最終悲劇的根源
為什麼把他弄去宣府、大同？因為韃靼人與大明朝在貢市問題上的分歧而屢屢入寇犯邊，矛盾發展到極致的結果就是庚戌之變——連大明朝的京師都被圍了。而宣府、大同是韃靼人南犯的必經之地，亟需整軍紀，固邊防，當然一旦出了事還得有個合適的人選背鍋，那個姓胡的小「賜同」看上去就挺合適。
那為啥又被調去湖廣？因為那邊的苗民又叛了，而且鬧得聲勢挺大，所以更需要一個本事不錯還適合在合適的時機背鍋的家伙去堵窟窿。那咋又又被調到浙江了？因為那邊的倭寇鬧得更歡、都快火上房了，所以那里更需要胡宗憲。
前幾年看過一本名為《職場動物進化手冊》的書，其中將一個單位的員工按照能力和性格的差別比作不同的動物。而在大明朝嘉靖年間的這個職場里，到處充斥著臭脾氣的野牛、狡猾奸詐的狐貍、愚蠢但卻老實的笨豬、無能又事多的臭鼬，可偏偏勤奮能干又任勞任怨的蠢驢卻極其少有。現在冒出個胡宗憲，從皇帝朱厚熜到大學士嚴嵩、徐階難免就習慣了把他當成救火隊員，哪里著火冒煙了就把他扔到那兒。因為這頭蠢驢太好打發，以至于他們經常連吊在桿子上頭、驢子永遠也吃不著的那根胡蘿卜，都懶得掛上去。
胡宗憲被調到浙江時是43歲，距離其自盡身亡還有11年，當然這是當時的他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干得多還吃得少——這就是在投靠嚴嵩前胡宗憲屢受「重用」的原因所在
但胡宗憲顯然很清楚自己被朝中的君臣當成了倒霉的蠢驢，也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如果運氣好的話，他會在大明朝的大好河山中不停的奔波、不停的去補各種各樣的窟窿，直到有一天被活活累死或者戰死；如果運氣差的話，他會隨時被一道從天而降的「圣意」所擊中，然后被凄慘得當作倒霉蛋或替罪羊死在正義的刀斧之下。
朝廷的刀斧，自然就代表著正義。
可胡宗憲不想當蠢驢，他想進化成野狼，在大明朝這個職場上呼風喚雨、揮斥方遒。他想光大胡家的門楣，他想在青史中萬古流芳，同時他也想為這些年走過的那些破碎的山河、凄苦的百姓做點事情。
在星爺的名作《九品芝麻官》中，包龍星的父親在臨死前向兒子傳授了自己的為官之道：
「貪官要奸，清官要更奸，要不然怎麼對付得了那些壞人呢？」
在胡宗憲調任浙江之前及之初，他的前任朱紈、張經、李天寵們無疑都是清官、好官。他們耗盡心血、全心全力的去剿滅倭寇、維護國防、保護百姓，結果卻是一人自盡（朱紈）、二人被論罪斬首。顯然他們到死也沒有感悟到包父的為官之道，或者他們想到了，卻不屑于去做。
張經像。正常情況下，胡宗憲必然會走上張經的老路
胡宗憲顯然想完成朱紈們未竟的事業，而且決心很大，寧可拼上前程和命運：
「某此行，不擒王直、徐海，靖東隅，誓不回京」（《胡公行實》明·胡桂奇）
但他不想重蹈前任的覆轍。也不想自己在前方拼命，卻有無數人在后方下絆子、拖后腿。更不想在滅倭大業未成之前，突然稀里糊涂的被自己人的一刀給宰了。
所以在前半生中的言行堪比道德楷模的胡宗憲，一下子就變得毫無底線了起來。
趙文華，時任工部侍郎，奉皇帝朱厚熜之命巡視東南防倭事宜，是名副其實的欽差大臣。當然這廝身上比官方職務更耀眼的標簽，則是是當朝首輔嚴嵩的干兒子。有了這個身份，只要趙文華出了京城就能自動見官高半級，可以為所欲為，更可以胡作非為。
所以他不但敢公然向兵部尚書、總督六省討倭軍務的張經索賄，還在后者取得王江涇大捷（時為討倭以來的第一大捷）之后悍然冒功、搶功。為了更順利的把功勞撈到手，趙文華干脆上疏彈劾張經糜餉殃民、畏敵避戰。
除了張經，趙文華還編造名目彈劾另一位抗倭名將、浙江巡撫李天寵嗜酒廢事、養寇自重，又隨便找了些罪名彈劾總督浙直軍務的周珫、楊宜。最終使得張經、李天寵枉死，周珫、楊宜被削職為民。
也就是說在浙江主持討倭事務的軍政大員，幾乎都被趙文華給干掉了，除了胡宗憲。
浙江軍政大員被團滅，趙文華是罪魁禍首，胡宗憲則是幕后黑手
為啥？
因為趙文華在浙江大肆索賄、結黨營私，還胡亂插手戰事，但張經和李天寵們根本不慣他的病，還經常將其懟得鼻青臉腫。而胡宗憲呢？不但放下架子殷勤招待，還主動送錢送物，甚至在趙文華陷害忠良時，他還沒少出謀劃策，堪稱是前者作惡的最大幫兇。
這也成了胡宗憲最遭人詬病之處。
當然，胡宗憲也很清楚趙文華不過是嚴家養的一條狗，要想讓自己的后台穩如泰山，還得跟狗的主人直接打交道。同時他也更清楚嚴嵩父子想要的是什麼——嚴嵩已經貴為內閣首輔、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最想要的當然是功勞，以便穩固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在前線拼死拼活的打倭寇，立下功勞就統統推到嚴嵩身上。哪怕是像誘降了汪直、徐海，使得東南沿海抗倭形勢發生關鍵轉折這樣的潑天大功，胡宗憲也心甘情愿的與趙文華一起上書朱厚熜，說仗雖然是我打的，但所有的謀劃部署都是出自嚴首輔之手，首功自然得歸他。
至于嚴家實際上的當家人嚴世蕃，最喜歡的東西當然是錢。于是胡宗憲就果斷的投其所好，很快就成了朝野上下給嚴世蕃送錢送得最兇猛的幾人之一：
「（嚴世蕃）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鄢懋卿、胡宗憲之屬，所到輒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明史·卷三百八·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不過胡宗憲在調任浙江之前，為官一直挺清廉，家里也不是很富有，上哪兒弄這麼多錢去填嚴世蕃這個無底洞？答案顯而易見——後來嚴嵩倒台，胡宗憲跟著遭殃，被言官彈劾的十大罪名中就有黨庇嚴嵩、貪污軍餉和濫征賦稅，這大體上是屬實的。但他喝的兵血、搜刮的民脂民膏，絕大部分并非自己享用，而是進了嚴世蕃的腰包，也是事實。
有了嚴嵩父子的庇護，胡宗憲才能心無旁騖的收拾倭寇
那胡宗憲把自己做官乃至做人的底線拉低到陰溝里，圖的又是什麼？
答案也很簡單。在胡宗憲獲取了趙文華的信任和好感以后，很快就晉升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沒幾天再加上了直浙總督的頭銜，總督浙江、南直隸和福建等處的兵務。也就是說，整個東南沿海事關討倭的一切軍政大事，都歸胡宗憲說了算。
而當他成功委身嚴嵩父子門下以后，他屁股下邊那張討倭主帥的虎皮交椅更是坐得穩如泰山。在胡宗憲之前，他的前任們甭管仗打得是好是壞，哪怕還沒來得及打，往往是屁股沒坐熱就被攆走，甚至獲罪論死。而胡宗憲呢？在任期間他有過神來之筆，贏得過前所未有的大捷，也曾犯下過愚蠢的錯誤，吃過慘痛的敗仗——要是朱紈、張經、李天寵們攤上這樣的事情，估計墳頭上的草早就冒過好幾茬了。可胡宗憲就能安然無恙，無論朝廷里的「仁人志士」怎麼彈劾，甚至是使陰招、下絆子，也絲毫動搖不了他的位置，直到嚴嵩父子倒台為止。
胡宗憲坐鎮抗倭前線7年，將倭寇鬧得最兇的重災區浙江基本平定，倭寇主力基本被掃清。哪怕還有些殘渣余孽還在垂死掙扎，但已經改變不了其必將覆亡的大勢了。
要是沒有胡宗憲，嘉靖倭亂根本不可能被迅速平定
這是胡宗憲最大的功績，也是無論多少污點乃至于罪惡也掩蓋不去的功績。
胡宗憲之所以心甘情愿的「黨庇嚴嵩」，就在于他看清了倭寇問題不僅是個軍事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其中的復雜矛盾之處，不是朱紈、張經這樣的道德君子理得清、搞得定的。因此要肅清倭寇，首先就得把這幫一根筋的君子們統統攆走，然后自己必須跟嚴嵩父子這樣的奸黨綁在一起，再加以廢物利用。
倭寇這種東西早在南宋嘉定年間就出現了，只不過在那時候遭殃的是高麗。到了元末的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的時候倭寇終于壯起膽子跑到中國沿海試試運氣，結果遭到了守將劉暹的迎頭痛擊，于是消停了一段時間。但從明朝立國以后，隨著日本國內形勢的變化，倭寇開始大規模侵擾中國沿海地區，并很快從遼東、山東等北方沿海蔓延到東南沿海。
倭寇這玩意早已有之，可為啥在嘉靖年間鬧得最兇？
面對倭寇侵擾并與方國珍、張士誠等反叛勢力相勾結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一邊遣使赴日交涉，一邊下達了嚴格的海禁令——著名的「片板不許入海」（《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的禁令就是由此而來。
但海禁令的出現，并沒有馬上對倭患產生推波助瀾的影響。
從洪武、建文到永樂的57年間，史書中記載的倭患有94次，年均1.6次；永樂到嘉靖前的98年里，有記載的倭患次數更是下降到了17次，平均每5年才發生一次；可到了朱厚熜在位的45年里，倭患次數就猛增到628次，年均近14次，占到了明朝倭患總次數的80%以上。
這是為啥？其實還是因為海禁。
自唐朝中期以來由波斯灣經印度洋、南海抵達中國東南的海上絲綢之路興起，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主渠道，并在宋元兩朝達到了鼎盛。在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直接參與到海外貿易的人口超過百萬，被間接卷入其中的又何止十倍于此？
結果老朱一聲令下，就把這些人的飯碗都給端了，更斷了無數富商豪紳的財源。所謂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所以在整個有明一朝主要來自東南地區的文官士大夫們跟朱家皇帝的關系都十分緊張，導致內耗不斷，這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過好在還有朝貢貿易，也就是外國使節在納貢朝覲的前提下，可以由其所乘船舶、車馬攜帶商貨來中國進行貿易。畢竟「萬國來朝」對哪朝哪代的皇帝都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所以就算使節只進貢給皇帝些針頭線腦，卻拉來了一船船的土特產來販賣，再從中國買走無數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官府大多也是睜只眼閉只眼。甚至還出現過很多外國商人冒充使節朝貢并趁機進行海貿的荒唐事，人們也都見怪不怪。
倭寇之亂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海禁政策中斷了貿易，斷了沿海人民的生路
嘉靖年前朝貢貿易的規模較之宋元時不可同日而已，依賴海貿為生的商人百姓們還能勉強吃飽飯。所以那時候鬧的倭寇還是貨真價實的倭寇，而光憑這些「真倭」其實也鬧不起多大的場面，更別提禍亂東南、搞得整個大明朝動蕩不安了。
轉變發生在爭貢之役——日本在應仁之亂以后，室町幕府名存實亡，各地大名開始亂斗，彼此間勢同水火。在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由日本兩個最強的大名大內氏和細川氏分別組成朝貢船隊抵達寧波市舶司。因二者間的矛盾以及勘合真偽的問題產生爭執，繼而大打出手，最后狂性大發開始劫掠百姓，并與明軍發生沖突，造成了嚴重的傷亡。
這下可把朱厚熜給氣炸了，大筆一揮就下令嚴格海禁，連朝貢貿易也在禁止之列，這下大明朝可謂是真的「片板不許入海」了。
于是東南沿海依賴海貿為生的千百萬人就徹底沒飯吃了。為了不被餓死，只好明路不通走暗道，也就是走私。可走私行為會受到官府和官兵的抓捕和鎮壓，那可咋辦？好辦。既然沒活路了，那就拼了唄。
因此嘉靖年間所謂的倭亂，名義上是場外戰、是反侵略戰爭，實際上就是場發生在堅持海禁政策的明政府與要求開放海禁的東南海貿商人間的內戰。比如在當時最大的倭寇頭子、徽州府歙縣（今安徽歙縣）人汪直，就始終堅稱自己入海為寇的目的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哪怕在最終被捕入獄、死期不遠了，他還念念不忘的給朱厚驄上書，請求將廣東允許開放貿易并設立海關收取關稅的做法，推廣到浙江沿海。并認為只要恢復日本的朝貢貿易，就能馬上解決東南沿海的倭患問題：
「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涂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自明疏》）
日本人給汪直這位五峰船主塑的銅像，至今還立在長崎縣平戶市
一個海盜頭子都能看明白的問題，個個都是人精的大明君臣怎麼可能不清楚？就連朱厚熜自己都承認，真正把他的江山弄得一團糟、讓他頭疼不已的不是「真倭」，而是「假倭」：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實錄·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可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問題以及政治斗爭的需要，朱厚熜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自己出爾反爾、取消海禁。所以這場戰爭，就必須得繼續打下去。
所以胡宗憲的前任們為啥前赴后繼的丟了腦袋？因為仗打敗了，朱厚熜就不滿意，所以他們必須死；要是仗打贏了呢？那些跟所謂的倭寇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主要出自東南沿海的朝中貴官重臣們又會不滿意，也會千方百計的整死他們；就算他們成天摸魚啥也不干，又會讓朝中的君臣都不滿意，所以他們還是會去死……
所以當時的浙江巡撫、直浙總督就是個坐在火山口上的職位。甭管誰坐在上邊，都難免落得個灰飛煙滅的下場。
抗倭主帥的這個位置，誰坐上了都不會有好下場
胡宗憲也坐上去了，雖然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他也很清楚，這可能是他這輩子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唯一機會。所以他想坐住這個位置，還想坐好。
所以胡宗憲很拼命，甚至可以說經常在玩命。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一月倭寇進犯會稽（今浙江紹興），城破在即。形勢危急時刻大將盧鏜以士兵疲勞為由避戰，胡宗憲憤然之下不顧文官和主帥的身份孤身犯險，「夜召親兵襲破之，達旦，諸營方知，入賀，鏜大慚服」（《國榷·卷六十一·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乙酉》）。而這樣玩命的情況在胡宗憲長達7年的平倭征戰中基本上就是常態，像這樣膽大敢拼的文官在終明一朝也找不出幾個：
「宗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懼為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亂》）
而對在這場戰爭中大浪淘沙涌現出來的杰出將領如戚繼光、俞大猷等人，胡宗憲也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重用。甚至于只要武將們大節不虧，他就小錯不糾，而且盡顯「打贏了算你們的，打輸了算我的」的主帥風范，贏得了軍心士氣，使得明軍一掃此前的頹勢，戰斗力大增。
這在文尊武卑、文官視武將如豬狗的大明朝，絕對是難能可貴的，更找不到幾個能與胡宗憲相提并論的。
但在以上這些方面朱紈、張經們就算做得沒那麼好，但也足夠能打贏一些勝仗。那為啥最終胡宗憲成功了，而朱紈、張經們卻失敗了呢？
可以說除了胡宗憲，換誰來都打不贏這場決勝并非在戰場之上的戰爭
因為要想鏟除倭寇，戰場上的因素永遠是次要的，關鍵的還是朝堂上的政治斗爭。在這方面，胡宗憲的眼光和手段能把朱紈、張經們甩出八條街去。
胡宗憲到浙江以后，很快就發現要想平息倭亂，根本不在于殺死多少倭寇，而在于解除海禁。事實也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自隆慶開關以后，困擾了大明朝近200年的倭寇之患就近乎銷聲匿跡了，即便再偶有侵擾，也無礙大局。
可問題是朱厚熜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同意解禁，而那些出身東南的朝廷重臣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放棄走私乃至于劫掠所帶來的巨大利益。這個矛盾無法調和，平倭就是個永遠無法企及的目標。
可胡宗憲卻敏銳的發現了一個破局的關鍵所在，那就是嚴嵩父子。
嚴嵩父子可謂是嘉靖年間最大的一朵奇葩。一方面這爺倆陷害忠良、結黨營私、貪贓納賄、跋扈驕奢、專權亂政的罪行可謂是罄竹難書，不但舉世皆知，就連朱厚熜心里也有數。另一方面，嚴嵩父子又是明朝士大夫中少見的「叛徒」，早早就果斷的投入到朱厚熜的陣營。不但源源不斷的為后者撈錢、滿足其難填的欲壑，還堅定的跳到前台替朱厚熜收拾那些不聽話的大臣，其功能效用類似劉瑾、魏忠賢這樣的大宦官。同時他倆還在朝中糾集了大批的門下走狗，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勢力，除了朱厚熜外幾乎沒人能動得了他們。
可朱厚熜對嚴嵩父子愛不釋手，哪舍得動他們？所以胡宗憲只要能抱住這條大腿，就能在朝中立于不敗之地。而只要不被朝中的各種勢力拖后腿，他就自信能鏟除倭寇。
包括倭寇在內，嘉靖年間一切禍亂的根源，都出在這位皇帝身上
這，就是胡宗憲不惜身負惡名也要投入嚴嵩門下的原因，事實上他也達到了目的。
可是結局呢？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僅僅因為一個道士的幾句扶乩判詞，朱厚熜就在恍然大悟間發現了嚴嵩父子的奸賊面目。于是很快嚴世蕃被斬、嚴嵩遭削職還鄉，權傾天下的嚴氏一黨瞬間垮台。
說到底，還是嚴嵩這條老狗已經85歲了，老病不堪用。而嚴世蕃又作死作得太厲害，讓朱厚熜感到厭煩。所以那個道士只是個藥引子，即便沒他，朱厚熜也得想個別的辦法換條狗養。
嚴嵩對與朱厚熜而言，與劉瑾、魏忠賢沒啥兩樣，抹布用臟了當然要再換一塊
新換上來的那條狗叫徐階，是朱厚熜為嚴嵩準備了許久的備胎，也是最大的對頭。所以徐階當上內閣首輔后，馬上就開始對嚴黨進行清算，而胡宗憲就是首當其沖之一。
于是在徐階的指使下，給事中陸鳳儀舉報了胡宗憲的10條大罪，每一條都能讓后者死得不能再死。可問題在于，朱厚熜卻不想讓胡宗憲去死。
對于朱厚熜而言，臣子的忠奸善惡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對他有用。所以嚴嵩父子再奸再惡，朱厚熜也能容忍，可一旦他們失去了使用價值，就立馬被宰掉吃肉燉湯。
嚴嵩父子如此，胡宗憲也不例外。
嚴黨倒台時，胡宗憲已經擒汪直、殺徐海，兩浙倭患漸告平息。戚繼光們已經殺進福建剿滅殘存的倭寇，雖然距離徹底鏟除這個禍害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結局已經注定了。
所以只要朱厚熜沒派個二傻子過去，誰坐在平倭主帥的位置上已經無關緊要。從這個角度看，胡宗憲跟嚴嵩父子一樣，已經屬于可以「用后即拋」的那類廢物了，所以徐階才會對他下死手。
但徐階顯然是猜錯了朱厚熜的想法。在后者看來，雖然現在平倭形勢一片大好，可以后未必沒有反彈。萬一再出現嘉靖倭亂那樣丟人現眼的場面，是用你徐階能行，還是讓你陸鳳儀上去就能頂得住？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53人在80多天里橫行浙、皖、蘇三省，洗劫了杭、嚴、徽、寧、太平等州縣20余處，最終甚至殺到了大明留都南京城下才被全殲。期間其共殺死殺傷官兵近5千人，包括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堪稱平倭之役中最大的恥辱，史稱嘉靖倭亂。）
朱厚熜很清楚，要徹底鏟除倭患僅靠戚繼光這樣的武將是不夠的
到時候不還得靠人家胡宗憲來撐場面？遍數整個大明朝，除了老胡，還有誰靠譜、誰能讓朱厚熜放心？
人家朱厚熜聰明著呢，所以立刻下詔說胡宗憲不是嚴黨，而是帝黨，必須馬上停止對他的迫害：
「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為群邪所疾。且初議獲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誰為我任事者？」（《明史·卷二百零五·列傳第九十三》）
然而要是不治胡宗憲的罪，就得賞他的功。可面對朝議洶洶，朱厚熜又覺得很麻煩，便想既然暫時用不上這廝，不如就讓他先回家歇著吧。
于是胡宗憲被保留待遇、歸鄉閑住。可過了兩年之后，朝廷突然找到了胡宗憲的罪證，而且罪名居然是十惡不赦的謀逆。于是朱厚熜理所當然的大怒，然后下令捉拿胡宗憲赴京問罪。在獄中胡宗憲寫下萬言的《辯誣疏》，結果卻如石沉大海，使得他終于明白了自己的取死之道。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寫下了「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云」的絕命詩后，胡宗憲自盡身亡，時年54歲。
而讓朱厚熜改變主意、非得致胡宗憲于死地的原因很簡單——就在胡宗憲獲罪之前，戚繼光與俞大猷剛剛聯手消滅了盤踞在廣東、南澳一帶的倭寇，東南沿海的倭患徹底被蕩平了。
狡兔都死光了，走狗就沒用了，自然也該上桌了。
兔死狗烹是帝制時代無法避免的殘酷現實
而胡宗憲心心念念的、不惜自陷泥坑也要進化成野狼的夢想，終究也成了一場空。從始至終，他在朱厚熜的眼里就是一顆隨時可棄的棋子。他的宿命，就是當一頭勤勤懇懇又隨時可以宰掉吃肉的蠢驢。
但毫無疑問，胡宗憲是那個時代的英雄，哪怕他的身上有著那麼多洗不掉的污點和惡行。因為在這場決勝遠非在戰場之上、即便孫武諸葛復生也打不贏的平倭之戰中，唯有像胡宗憲這樣舍得拋棄一切底線和節操，又有著超人的格局和能力的人，才是打贏這一戰的最不可或缺的人物。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不可或缺，才會引來朱厚熜的猜忌、警惕以及殺心。所以等到胡宗憲不再那麼不可或缺時，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而直到死前才領悟到這一切的胡宗憲，他的人生就注定了是一場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