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皇帝朱載坖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子，在明朝十六帝中排行第十二。這位自號「舜齋」的皇帝在位時間不長（只有5年多），名聲也不大好——潛邸時成天被自己老子各種不待見，遲遲不肯立他為皇儲，登基后只顧縱情聲色，朝政能扔給大臣的一概不管，最終還是縱欲過度掛掉的。
若非朱載坖的「怠政」，大明朝未必能挺到崇禎年
所以這位明穆宗就活生生把自己混成了個小透明。有多透明？就連《明史》都心不在焉的把他的名字給記錯了，記成了朱載垕。
為啥朱載坖就是對的而朱載垕就是錯的？證據太多啦。比如在跟朱載圳爭儲時，朱載坖的老師陳以勤就曾以其名字作為「天命所歸」的證據：
「夫國本固默定久矣。乃生而命名，從元從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許文穆公集·卷五·太保陳文端公墓志銘》
而朱載垕也不是生造出來的，是確有其人的——為明憲宗朱見深第七子朱祐楎的后代，爵封齊東王，跟朱載坖同輩。也不知道搞明史的那幫老學究為啥會把這倆人搞混。
就這麼個混得如此沒牌面的皇帝，在其短短5年多的執政時間里，卻能興利除弊、使得明朝的國勢一度有了起色，還干成了俺答封貢和隆慶開關這兩件了不起的大事，史稱「隆慶新政」。
朱載坖成天躲在后宮里泡妞，正經事他是不理的，統統扔給了幾個大臣隨便折騰——先是徐階，后是高拱，再後來就是張居正了。尤其是老張，不但在朱載坖駕崩時晉為內閣首輔，還在萬歷朝的前10年大權獨攬、說一不二，成了終明一朝276年間最大的權臣。
說張居正憑一己之力為大明朝續命好幾十年，是不過分的
今天我們提到張居正，免不了要提到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到一條鞭法。但他能夠做成這一切，前提都在于那個「權臣」的身份。
事實上歷史上的張居正，跟我們在教科書里見到的那個改革家，還有著頗為不同的另一面。
明萬歷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荊州府江陵縣（今湖北荊州）有個叫張文明的老秀才因病死掉了。因為老張頭早年落魄，晚年得志后又有點張揚跋扈，所以在鄉里鄉親中間還是挺招人嫌的。
因此盡管畏于張家的權勢大家表面上不得不裝出一副悲戚的表情，但說不定心里都挺高興的。
大明朝高官的親屬在家鄉很少有名聲好的，張居正也不例外
但遠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卻有個人真心的悲痛異常。因為他是張文明的兒子，同時也是大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
然而在最初的悲痛過去之后，張居正發現自己遇到了大麻煩。
就在5年之前，他榮升為內閣首輔，隨即主導推行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堪稱大明朝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新政。因為新政需要革新的范圍太廣、涉及到的利益太多，所以得罪的人自然也是滿坑滿谷，以至于張居正在朝野上下壓根找不到幾個真心追隨自己的擁戴者。
按照當時的官場規矩，既然張居正死了老子，那就必須得辭官歸鄉守孝，也稱丁憂。在丁憂的27個月時間里，老張必須在墓前搭廬而居，不能飲酒吃肉，不能跟媳婦同床（當然更不許生娃），除了保持悲痛和哀悼亡父外啥正經事都不能干，當然也更不可能再搞什麼新政。可問題是這玩意一旦被他撒了手，要不被那些對新政恨之入骨的保守派們禍禍得稀碎，那才是有鬼了。
張居正要是不想讓新政半途而廢，就無論如何也不能丁憂，那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還是有的，那就是「奪情」。啥叫奪情？就是因緊急國事需要而拒絕官員丁憂去職的制度。可問題是要想辦奪情的條件很苛刻，比如外有蠻夷進犯啦、內有逆賊造反啦什麼的。可張老太爺掛掉的時候天下可太平著吶，哪有離了你張居正地球就沒法轉的所謂急務？再者號稱以孝治國的大明朝早有祖制曰「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續通典·卷八十三·禮第三十九》）——憑啥你張首輔就能搞特殊化？
一旦丁憂守制，在3年時間里就啥正經事都干不了了
可人家老張直接去找了大太監馮保，隨便扯了個理由就輕而易舉的給自己辦了個奪情。然后面對群情激憤的百官同僚，他翻著大白眼問道：我就是搞特殊化了，怎麼滴？有不服的，請出來蹦跶幾下。
老張可能忘了，大明朝的官員可從來都像大明朝的國策一樣頭鐵，所以一大堆御史、諫官什麼的爭相跳出來彈劾張居正。而鐵血老張也毫不客氣，操起廷杖就把翰林編修吳中行、翰林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跳得最歡的幾個屁股打得稀爛，然后發配充軍。
這下朝野終于安靜了，沒人再敢非議這位張首輔。于是他用不著回老家，可以繼續一門心思的搞自己的新政。
勾結內宦、以權謀私、攝威擅勢，連朱家皇帝祖傳的廷杖都搶過去打人屁股了——驕縱跋扈若斯，這天底下就沒有王法、就沒人管得了張居正了？
不好意思，這個是真沒有。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23歲的張居正在科舉中考出了二甲第九名的好成績，授庶吉士。此后的18年間，他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一直沒混出多大出息。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內閣首輔徐階推薦張居正給時為裕王的朱載坖當侍講侍讀，這才改變了他的命運。
在當時嘉靖皇帝朱厚熜僅存的倆兒子（一共生了8個，夭折了6個）中，年紀稍長的朱載坖理論上成為太子的可能性更高。可問題是朱厚熜修仙修得已經魔怔了，竟然相信「二龍不相見」的鬼話，死活不肯立太子不說，朱載坖還因為親媽不受寵而不遭待見。這就使得他的異母弟朱載圳，產生了奪嫡的野心。
明末的諸多亂象，都可以在嘉靖年間找到源頭
但事實上只要看看朱載坖的幕僚兼「家庭教師」團隊的陣容，就知道朱載圳的這番心思算是白瞎了——高拱、陳以勤、殷士儋、張居正，哪個不是在終明一朝都極優秀的宰輔之才？隨便拉出一個都能把朱載圳團隊玩得欲仙欲死，更何況一下子就整出來4個！
更重要的是朱載坖這家伙雖然才能平庸兼胸無大志，但他卻是歷朝皇帝中極其罕見的一枚好人，而且還是普通人意義上的那種好人。啥意思呢？就是沒那麼多彎彎腸子，整天猜忌這個提防那個的，誰對他好，他就對誰好，還是百分百信任的那種。
所以既然在潛邸時受到了「師傅」們的恩惠，朱載坖登基后就統統給他們加官晉職，還都拉進了內閣，連剛剛加入裕王府家庭教師陣容才一年多的張居正也不例外。
知恩圖報到愛心泛濫的朱載坖，是張居正遇到的第一個貴人。否則即便是有徐階這個「座師」的幫扶，他也不可能那麼順利的成為一代權臣。
而霸氣側漏的高拱，則是張居正遇到的第二個貴人。
高拱這個人與張居正志同道合，都有心革除弊政。而且無論在才能、決斷和執行力上，高溝至少都不比張居正差，在私德上甚至還要強上不止一籌。但老高這家伙實在是太霸道、太急躁了，為了奪權做事不擇手段——當次輔時就一門心思的想要干掉首輔，當上了首輔又一門心思的想要干掉次輔。于是徐階、李春芳、陳以勤、殷士儋、趙貞吉等老資格的閣臣統統成了高拱的「刀下亡魂」，這才讓小字輩的張居正在短短的幾年間就躍居次輔。
本來高與張的關系不錯，可誰讓小張當上了次輔呢？老高這個次輔殺手自然是羞刀難入鞘，而小張也不是任人宰割之輩，于是兩人就杠上了。
要是高拱能坐穩首輔的位置，取得的成就不見得就比張居正小
而最終決定了高張之爭成敗的，是大太監馮保。話說高拱眼高于頂，自然更瞧不起宦官。而張居正卻刻意交好馮保，于是跟他主子朱載坖一樣知恩圖報的馮公公就在關鍵時刻給了老高一記背刺：
「初，穆宗崩，拱于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于后妃曰：‘拱斥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明史·卷三百五·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有人說馮保說的這句話是張居正教的——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沒有實證，也基本不可能找到實證。
反正高拱就是因此完蛋的，張居正順利接任首輔，然后就成了實際上的天下第一人。
內閣首輔在大明朝可不是啥稀罕玩意，前前后后冒出過將近90號人，憑啥就張居正能成為天下第一人？
答案很簡單：天時、地利、人和。
朱載坖說死就死了，最年長的兒子朱翊鈞也不過才10歲的黃口孺子——人家高拱說得一點都沒錯，10歲的小皇帝，根本就沒法處理國事，只能暫時托付他人代理。可能托付給誰呢？老媽李太后是宮女出身，沒啥見識也沒啥學識，更有「后宮不得干政」的祖訓壓身，根本無法名正言順的垂簾聽政。大太監馮保呢？先甭提這廝的名聲有多臭，還是張居正的腦殘粉，根本無法像以前的王振以及後來的魏忠賢那樣替皇帝保駕護航。
朱翊鈞10歲登基，根本不可能親政，這才給了張居正改革的機會
既然家里人指望不上，那就只能托付外臣輔政了。而放眼朝野上下，官職最大、威望最高的就是內閣首輔張居正了，除他不做第二人想。
這既是天時，也是地利，此外還有人和。
在嘉靖皇帝朱厚熜掛掉之前，張居正只是個區區的國子監司業，可謂是沒職沒權沒資歷。可就因為有當了一年多「帝師」的資本，他嗖的一下就直接竄進了內閣，成了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左侍郎，堪稱是火箭式晉升。
等到隆慶皇帝朱載坖駕崩的時候，欽定了三個顧命大臣高拱、張居正和高儀輔政。老張身居次輔，如果沒什麼意外情況發生的話，他早晚得成為高拱的盤中餐。可誰能想到老高突然間腦子一抽（事實是被栽了贓）就說了句大逆不道的渾話，然后就被氣得半死的李太后趕回家去了呢？
于是張居正就順理成章的當上了首輔，然后學高拱一腳踹飛了高儀，開始獨霸外朝。
更加運氣爆棚的是，在當時整個大明朝唯三能與張居正掰掰手腕的人中，李太后對「高師傅」橫眉冷對，偏偏對「張師傅」無比溫柔，稱得上是百依百順、言聽計從；至于司禮監大太監馮保，更是對他唯馬首是瞻；唯一對老張不怎麼服氣的小皇帝朱翊鈞，還被收拾得老慘了。
誰收拾的？當然是李太后和張居正的男女混合雙打。
老張當過老朱朱載坖的老師，在朱翊鈞這個小朱的面前自然擺得起師道尊嚴。而且高拱雖然走人了，但曾經霸氣似乎都留給了張居正。反正自從當上了首輔以后，張居正就脾氣很壞、訓人很兇，對小朱各種高標準、嚴要求，整天板著一張臭臉要求他只能干這個、不準干那個。除此之外，老張還重開經筵，每天在文華殿給小朱教習枯燥的經史、古今興亡之道和帝王治國之道，也不管小盆友聽不聽得懂、聽得煩不煩；他還弄出了一幅《帝鑒圖》，擇自堯舜以來為君者可效法之事81件、當戒免之事36件，每事附圖一張，天天跟唐僧似的給年幼的小皇帝翻來覆去的啰嗦。
李太后對張居正的百依百順，讓無聊文人編出了不少花邊野史
估計朱翊鈞想把張居正開棺鞭尸的心思，在這時就已經埋下了……
可這種心思只能偷偷想想罷了，因為小朱壓根就不敢招惹這位「張先生」——只要被老張逮著一點錯處，就會遭到后者毫不留情的一頓狂噴：
「（張居正）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列傳第一百一》）
朱翊鈞敢不「首肯」嗎？史書上還說了，甭管張居正講課講得多招人瞌睡，小朱都得睜大眼睛、豎起耳朵「凝神恭聽」——他敢不凝神恭聽嗎？就算不怕張居正的那張唐僧嘴，難道還不怕李太后的殺威棒？
李太后沒啥文化，教育子女就信奉一句話，那就是「棍棒出孝子，慈母多敗兒」。所以她對朱翊鈞是真打、真罰，只要聽說這個熊孩子不學好了或是不聽張先生話了，輕則罰跪，重則掄起大棒子狠揍：
「（李太后）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摯之登輦以出。」（《谷山筆麈·卷二·紀述一》）
到最后朱翊鈞都被這對……男女弄出心理陰影了，一看到這倆人波棱蓋（即膝蓋）就有失能的趨勢。所以朝堂上的那些破事他既不想管也不敢管，干脆統統「大柄悉以委居正」 （《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一百一》）。
這樣一來，在大明朝還有誰能管得了張居正？
而張居正本人，對自身所處的位置也是有著清醒的認知的，但卻毫無忌憚。
張居正是從來不憚于以權臣自居的
在他最得意時，有馬屁精尊稱其為「張相」。話說在大明朝276年間可是只出過一個宰相，那就是胡惟庸。此后內閣的所謂宰輔，其實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首輔也不過相當于秘書長而已，無論權力還是地位較之真正的宰相都差了十萬八千里。面對這樣的阿諛奉承，張居正未必不知其居心，但卻非常認真的糾正道——宰相算老幾，我乃攝政王：
「江陵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攝字于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萬歷野獲編·卷九》）
別以為人家是在開玩笑或是在私下場合里自吹自擂，後來的霸氣程度遠勝于高拱的張居正，在內心里其實是真把自己當成了大明朝的攝政王的。哪怕是在已經長大成人的朱翊鈞面前，他也以此自居：
「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謙死，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引用同上）
這都攝政王了，還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什麼考成法、清查土地、推行一條鞭法，在邊境與蒙古人茶馬互市等等，張居正都能一言而決。如果不想給朱翊鈞面子，他甚至在皇帝那里報備一下的必要手續都能給免了。至于朝堂中的反對派，輕則罷官去職，中則大棍子打屁股，嚴重點的一刀宰了的也不止一個兩個。到了最后的結果就是，在張居正首輔十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朝野上下就沒一個人敢對他說個不字。
這是自大明朝開國以來從沒有過的奇觀。
老朱在洪武年間其實就干了一件事——消滅權臣及其生存所需的一切土壤
明太祖朱元璋是個對權力有著無限獨占欲的帝王，看誰都像野心家，成天懷疑「總有刁民想害朕」，因此他也成了有史以來殺功臣殺得最狠的開國之君。
在整個洪武年間，得以生前獲封國公的共有10人（算上開國前戰隕追封的共25人），清楚明白的未曾獲罪還能老死在床榻之上的唯有鄧愈、湯和二人而已；生前得獲封侯者50人（算上開國前戰隕追封的共79人），能僥幸跟老朱混了個從一而終的，也僅有區區12人。
剩下的，像徐達那樣死得不明不白但還能給子孫留下榮華富貴的都是超級幸運兒，被流放抄家的會發自內心的感激涕零，就算被一刀砍死的都會覺得不虧。為啥？你瞅瞅藍玉那個倒霉蛋——不但人死了，還被剝皮楦草、抄家、滅三族，并株連蔓引，連累親朋部下15000人稀里糊涂的丟了腦袋，這才叫真的慘。
但老朱的做法只是規模大了點、手段過分了些，其實并不稀奇，畢竟哪朝哪代的開國之君都要多多少少殺點功臣的嘛。可是朱元璋干得最狠的一招，卻是借著胡惟庸案干脆利落的把宰相這個職位給廢除掉了。
宰相，是帝制時代一國最高行政長官的通稱，是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早在西漢時，曾擔任過宰相（左丞相）的陳平，就曾對宰相的地位、作用和權責做出過精妙的定義：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也就是說在理論上，宰相是天下官員的首腦，權力極大，不僅可以開府建牙、任免官吏、獨立決策國事，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唯一能跟皇權抗衡的臣職。因此即便是皇帝在必須對其保持尊重的同時，免不了對宰相猜忌、提防以及不停的削權、分權。所以在漢朝時宰相朝拜皇帝時，皇帝是必須回禮的，到了唐朝時宰相在皇帝面前還是有座位的，到了兩宋就只能站著了，到了明朝干脆把宰相這個職位都給擼沒了。
宰相是百官之首，在某些時代還是名副其實無冕之王
為啥？因為對于皇帝來說，宰相就一定是權臣。而權臣對任何一個皇帝，都是頭號危險分子——兩漢的霍光、王莽、曹操，南北朝的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宇文泰、高歡、楊堅，唐朝的李林甫、李輔國、朱溫，兩宋的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元朝的伯顏、燕鐵木兒等都是這樣的權臣，其中起碼有一半還謀過朝、篡過位。
可是在明朝連宰相都沒了，除了張居正外誰還聽說過什麼權臣？
有人肯定會反對——明朝怎麼沒有權臣，比如嚴嵩，比如魏忠賢，那不是妥妥的權臣嗎？
但他們真的不是權臣。因為權臣的「權」必須是能對皇帝造成威脅的權力，而且還得是切切實實握在自己手里的權力，而非皇帝給他、還能隨時收回去的那種。
嚴嵩不是權臣，因為他的權力來自于朱厚熜，也隨時能被朱厚熜收回去
真正的權臣，要麼能把皇帝忽悠得五迷三道，乖乖的把權力交到他們手中而毫不猜忌，比如李輔國之于李亨、蔡京之于趙佶、韓侂胄之于趙擴；要麼權力本就出于己手，皇帝不過是他們豎起的一面招牌或擺設，比如劉協之于曹操、元善見之于高歡、元寶炬之于宇文泰；再或者權力雖是皇帝送出去的，但卻沒有力量或者膽量收回來，比如劉裕之于司馬德宗、楊堅之于宇文赟、朱溫之于李儇。可嚴嵩、魏忠賢有這個本事嗎？
事實上這兩個家伙之所以看起來很像權臣的樣子，是因為朱厚熜和朱由校需要他們有個權臣的樣子。這樣做對大明朝不一定有好處，甚至有很大的壞處，但對這兩個皇帝卻是有著莫大的好處的。比如朱厚熜需要嚴嵩父子替他斂財以修煉成仙，朱由檢需要魏忠賢處理那些亂七八糟的國事，好一門心思的干他的木匠活……而一旦這樣的白手套用臟了、用臭了，他們可以輕輕松松的再把權力收回來。輕松到什麼程度呢？用王世貞的話說，就是「片紙中出而夜就縛」《弇山堂別集·卷九十》。
嚴嵩父子就是這麼栽的。魏忠賢哪怕囂張到自詡九千歲，但朱由檢想要殺死他，也不過就是說句話再派幾個錦衣衛過去的事情罷了。
在張居正之前，大明朝最接近成為權臣的人，其實是楊廷和。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暴死，還沒兒子接班。作為內閣首輔的楊廷和引《皇明祖訓》以「兄終弟及」為據，請立朱厚照從弟朱厚熜繼統，并得到皇太后張氏的準許。可問題是朱厚熜這會兒還蹲在老家安陸府（今湖北鐘祥）呢，等他得到消息就撒丫子往北京跑，也在路上跑了整整37天。
在這山中無老虎的這37天里，楊廷和就成了那只稱王稱霸的猴子——他幾乎橫掃了武宗朝所有的新政，將朱厚照煞費苦心訓練出來的新軍以及精心培養的年輕軍官統統解散、裁撤和抓捕、殺掉。在楊廷和的不懈努力下，大明朝剛見起色的軍隊再度垮了下去，士大夫們終于又可以名正言順的崇文抑武下去了。
楊廷和跟朱厚熜爭的，是士大夫集團想跟皇帝「共治天下」的權力
等到朱厚熜終于跑到北京，楊廷和也辦完了他想辦的事，便很光棍的把權力還給了朱家。事實上要是在京城一言九鼎的楊廷和不肯交權，朱厚熜這個才15歲的外來戶基本沒什麼太好的辦法。可他畢竟是個塞了一腦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士大夫，而非王莽、曹操那樣天生的梟雄，所以可能連攬權的意識都沒有。所以楊廷和最終不但沒能當成權臣，還被朱厚熜秋后算賬、削職為民了。
在楊廷和之后，攤上朱載坖這個老好人皇帝的徐階、高拱其實都有機會成為權臣，只可惜還沒來得及一展雄風就被后浪拍死在了沙灘上。而權謀手段明顯高出不止一籌的張居正上位后，這個世間能阻止他成為大明朝第一位真正權臣的，就只有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了。
不信？那你讓朱翊鈞也「片紙中出」一把試試？別說片紙了，就算小朱寫下萬言血書，張居正別說「夜就縛」了，沒準還會把這事當個笑話講給別人聽。而更大的可能性，就是這封血書還沒來得及出宮，李太后就掄起大棒子把小朱的屁股打開花了。
直到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病死之前，張居正在大明朝的地位其實比當年的曹操都牛。畢竟老曹不過才挾天子以令諸侯嘛，而且諸侯還不一定聽話，劉協也老在琢磨整個衣帶詔起個義啥的。而老張呢？人家直接就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了。至于天子，你問問朱翊鈞敢不敢在他的「張先生」面前喘口大氣？還片紙中出而夜就縛——他要敢這麼干，被縛的還不一定是誰呢。
這要不是權臣，世間就沒有權臣了。
但權臣這個標簽，對于張居正而言就是把雙刃劍。
張居正攬權，總體來說的目的是為國為民
像考成法、一條鞭法、清查土地、整頓邊事等張居正最主要的政績，并非是在他主政的十年間才出現的問題，更不是只有他才發現了這些問題。事實上這都是些陳年積弊——像一條鞭法所涉及到的賦稅和徭役的問題，早在500多年前就是王安石變法時主要針對的對象之一，只可惜改革失敗；50多年前的嘉靖十年（公元1530年），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桂萼更是直接給這個弊政開出了藥方，即「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被御史傅漢臣稱之為「一條編法」。
別看名稱上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就差了一個字，但內容上幾乎是一字不差，就是全盤照搬。不過為啥被搶了著作權的桂萼不但新法推行得舉步維艱，自己也因此被攆回了老家，而東施效顰的張居正僅用了3年多的時間就能將一條鞭法推行到全國？
答案很簡單。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二人在動員變法大會時的場景——
桂萼：賦役舊法害國殘民，一條編法利國利民，已經到了不能不改、不改就要亡國的地步，巴拉巴拉（以下省略一萬字）……所以我們推行新法，請大家支持我吧！
然后老桂就被一大堆撲面而來的口水和臭雞蛋淹沒了。襲擊者包括且不限于皇帝朱厚熜，大清官大忠臣如楊一清、方獻夫、陸粲等等，更甭提無數的貪官污吏、地主老財以及被收買裹挾的無知民眾了。
輪到張居正上場。
張居正：老子要搞一條鞭法，贊成的閉嘴，反對的舉手……咦，居然有個舉手的。來人呀，把他拖出去砍了！
疑似舉手者：冤枉啊！下官沒舉手，是下官的帽子歪了，就扶了扶……
張居正：哦，無心之失呀，那就流放瓊州吧。還有人舉手沒？
這還舉個毛線啊——扶把帽子的都發配海南島了，再撓把頭皮還不得流竄到爪哇國去？在這廝的「淫威」下，一條鞭法用了3年才推廣到全國，我以為都是老張在偷懶，否則3個月就夠了。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與桂萼的一條編法在內容上幾乎一毛一樣
當然以上是在開玩笑。但若非老張有個橫掃內宮、外朝無敵手，連朱翊鈞見了都得當縮頭烏龜的權臣標簽，他的改革絕無成功的可能，早就被一大幫拖后腿的給弄得面目全非了。
這也多虧了張居正是個有大志向、大理想而且有節操并嚴守道德底線的君子。否則他要是生了野心，效仿王莽、楊堅那樣想謀個朝、篡個位——先甭管能不能成，起碼早已內憂外患加身的大明朝，是肯定經不起這番折騰了。
因此張居正的最偉大之處，也是其人生最大的閃光點，并非是他的改革。而是在其已經在事實上成為大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時，識大體、守進退。哪怕到了最后明明已經能夠預判自己的悲慘結局時，也沒有邁出可能導致大明朝國破家亡的那一步。
所以清人潘博在《張江陵書牘》序言中寫下的看似吹捧的一句話，可以成為給張居正一生蓋棺定論的中肯評價：
「漢唐以來，以功業炳史冊者夥矣。至若意量廣遠，氣充識定，志以天下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則惟明張江陵一人而已。」
但長期位居權力的頂峰而且這種權力還是幾乎不受限制和監控的情況下，張居正的性格和習氣也難免會出現一些扭曲和變化。不過總體而言，還可以稱得上是大德不逾，小節不拘的。
我們今天看到的關于張居正大多數的「黑材料」，都出自于王世貞的手筆
現在在網絡上流傳的一些關于張居正的負面新聞，比如生活奢靡，妻妾成群，一頓飯要吃一百個菜，在老家修個宅子就花了幾十萬兩銀子以及大肆收受賄賂等等，其實出處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王世貞編纂的《嘉靖以來首輔傳》。
說起王世貞這個人，號稱領袖文壇20年，才華是無需置疑的。但人品，尤其是涉及到張居正時的人品就很難說了。
他跟張居正是同榜進士，本來關系不錯。但後來老張迭遇貴人，在仕途上飛黃騰達，直到貴為內閣首輔、大明朝實際上的攝政王。而老王卻始終在原地踏步，心態就開始變得不一樣了。
萬歷初，王世貞任湖廣按察使，一上任就盯上了張居正的小舅子，并彈劾他欺辱江陵知縣。同時借機上《地震疏》，直截了當的指責正是因為張居正專權擅政，才導致災禍四起，只有把這廝撤掉，才能天下太平。
老張一時間被昔日老同學的這記背刺搞得手忙腳亂，自然也氣得七竅生煙。他很快也還以顏色，指使麾下的小兄弟攻訐彈劾，導致老王被罷職。
雖然灰溜溜的被趕回了老家，但王世貞最有力的武器，從來不是官位，而是手中的那支筆。從此老王別的啥事不管，就一門心思的搜集老張的黑材料，并散發得滿世界都是，但其中有幾分真、幾分假恐怕連他自己都說不清楚。
但未必是真，也不意味著都是假的。
張居正從來都不是個完人，反而很多權臣都有的毛病，他一樣不缺。比如獨斷專行，不納忠言，比如待人刻薄，表里不一，比如生活奢靡，收受賄賂什麼的大概也應是確有其事的。
大明高官中要說私德無暇的恐怕只有海瑞，張居正也不行
畢竟跟張居正有怨的是王世貞，但總不能說沈德符、谷應泰也跟老張有仇吧？而這兩人編纂的《萬歷野獲編》、《明史紀事本末》向來受史家推崇，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谷應泰就記載了一段李成梁賄賂張居正的事跡：
「己而成梁使使饋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勛，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老張不接受老李的賄賂，理由是后者的高官厚祿是百戰功勛所得，因此受之有愧。那麼是不是可以借此反推認為，一旦是沒有軍功或軍功沒那麼卓著的的武將來送錢，他就收了呢？
大機率就是這樣的。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就詳細記載了戚繼光是如何賄賂張居正的——這倒不是說戚的戰功不行所以張就收得心安理得，而是這位抗倭名將當年可是在登州（今山東煙台）當兵，有心殺賊卻找不到門路，就不知怎麼的找上了張居正，這才被調到了東南戰場。
後來戚繼光受到了直浙總督胡宗憲的重用（可以確定的是老胡沒收錢），這才得到了用武之地，成就了戚家軍百戰不敗的英名。可沒過多久胡宗憲就受到嚴嵩父子的牽連倒了台，這下慌了手腳的戚繼光只好又跑去搭上了張居正這條線。
戚繼光的這種做法看似令人不齒，其實不然。明朝的武將日子過得連北宋的同行都不如——只要是三品以下的武官，七八品的小御史就能說打就打，打死了算活該。那三品以上呢？雖然不好再打了，但把你當灰孫子訓，你也得老老實實的受著。
戚繼光當然是偉大的英雄，但英雄要是不識時務，哪來建功立業的機會？
而文官呢？都不用當上文官，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員（即秀才）都享有免稅免役、見官不跪以及按時領受財政補貼的待遇。跟武將比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
所以明朝的武將要是不能搭上個靠得住的文官當后台，別說領兵打仗、升官發財了，一不小心稀里糊涂被摘了腦袋都沒處喊冤去。戚繼光本身就出身武將世家，對這里邊的套路門兒清，所以才會沒啥心理負擔的向現實妥協。
另一位抗倭名將俞大猷就不同了。俞家雖然也有個世襲的百戶官傍身，但也就是掛個職、領個俸祿，并不在軍中任實職。所以俞大猷是通過武舉入仕參軍的，再加上有點書生意氣，根本就不理那套文官武將的潛規則。幸虧當時東南抗倭的形勢緊急，急需人才，他又連續遇上了毛伯溫、朱紈、胡宗憲這樣不要錢的好官，才打出了「俞龍戚虎」的名頭。
可那又能怎麼樣呢？終究是上頭沒人，所以俞大猷一輩子在官場上只能在老家福建附近打轉。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朝廷為加強北方兵備，打算從東南抽調精兵強將。地方上本來報上去的也是俞大猷和戚繼光兩個人的名字，結果就批了一個戚繼光，這難道是沒有原因的？
張居正死后被清算，戚繼光就是第一批受牽連的。很快他就被罷官免職，不久后病逝。
即便王世貞的記載有所夸張甚至有編造的嫌疑，但張居正生活奢靡、貪圖享受卻是事實，而且花銷明顯與收入不符。
話說朱元璋可能是因為自身經歷的緣故，對官員的印象極差、下手極狠，當然也不會給他們什麼優厚的待遇。
比較下宋明兩朝官員的工資水平，就知道明朝士大夫為啥拼命想「復宋」了吧？
根據老朱定下的且「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訓，即便貴為大明朝的一品大員，年薪也只有祿米1044石（折16萬斤），而且實發時還得打個六折，就剩下不到10萬斤。
看著似乎挺多，但米價折成銀價再折成今天的幣值，一個九品官的年薪也就在一萬元人民幣左右。就算是張居正這樣的把官做到頭了、腦瓜頂上還頂著一大堆官銜的（大部分官銜的工資可以累加），忙活一年下來也未必能從朱家皇帝手里賺到30萬人民幣的工錢。
同為宰輔，老張在兩宋的同行一年到頭要是不能名正言順的從朝廷領回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的薪水回家，估計媳婦都不能讓他上坑。所以從明初到明亡，士大夫們都在有志一同的疾呼「復宋」，很大的原因就是嫌工資太低。
不過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既然姓朱的太摳，當官的就得自己想辦法，于是大明朝的官兒甭管是灰色的還是黑色的，都有自己搞錢的道道兒。真要指著那仨瓜倆棗的死工資過日子，估計絕大部分大明朝的官員要麼餓死，要麼餓得半死。不信？請采訪下一輩子都營養不良的海瑞同學。
事實上張居正即便有「經濟問題」，也并非有多嚴重。畢竟比他膽子更大、下手更狠的多了去了，而且大多名聲還好得不得了。比如他的座師、當過兩朝宰輔的徐階，就硬生生憑權勢把自己的家族搞成了松江府（今上海）第一大地主，侵占的田土僅查實的就有24萬畝。
要不是高拱想搞他，這些事情根本沒人知道，也不會有人想知道，畢竟太普遍了嘛。
徐首輔負責在朝中裝清廉，他的兒子負責在家鄉大肆斂財
所以哪怕張居正比徐階還貪婪，在那個年代也不算啥大錯。他真正的罪名，其實是「威福自擅」四字而已。
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在任上病逝，已經20歲的朱翊鈞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謚「文忠」——我一直惡毒的認為，小朱之所以先禮后兵，是因為害怕老張假死或者詐尸，然后突然跳起來揍他。
為啥這麼說？等到張居正死后第4天、小朱確認他的「張先生」已經涼透了以后，立刻指使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隨即勒令其致仕。
為啥是潘晟？因為張居正在臨死前向朱翊鈞推薦的接班人，就是這位前禮部尚書。小朱的這一招，其實就是向朝野間釋放出了個明確的信號——姓張的完蛋了，朕雄起了，有冤訴冤、有仇報仇的時候到了。
于是對張居正的攻訐如潮水般涌來，朱翊鈞統統從善如流：
「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煙瘴地。」（《明史·卷二百十三·列傳第一百一》）
事實上這已經是朱翊鈞「從輕發落」的結果了。
本來對張居正恨之入骨的小朱是想開棺鞭尸的，誰知一起意外事件的發生終于讓他沒能得逞。
朱翊鈞在清算張居正時順手收拾了馮保，結果抄出了百萬兩家產。這讓這位史上最著名的財迷皇帝興奮不已，認為在張家的收獲應該更大（結果只抄出了黃金萬兩、白金十余萬兩）。而擔負了斂財重任的地方官員為了政績，干脆封閉了張家大門，導致十余人被餓死。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更是因為交待不出指定的「贓款」數額而遭遇酷刑，熬不過去干脆上吊死了。
張居正身后事那麼慘，一半是因為朱翊鈞想報仇，另一半是他想發財
這就掀起了軒然大波，不但像潘季馴、申時行這樣親近張居正的官員大聲喊冤，就連那些跟老張有舊怨的官員都覺得皇帝做得太過分了——畢竟我們羨慕嫉妒恨的是張居正的權力，可不是他的錢啊？要是讓皇帝抄家抄上癮了，我們誰還敢貪污、日子還咋過？
于是在朝野上下一致的反對聲音中，朱翊鈞悻悻收手，算是放了張居正一馬。
張居正享年才58歲，還在任，可以說是死得挺突然的。要是他還有5年、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朱翊鈞還有沒有機會對他實施報復、能否清算到這種程度，還真是件挺難說的事情。
畢竟權臣的死敵就是皇帝，歷朝的權臣要是不造個反、篡個位的話，下場基本都會很慘，對此深諳權謀之道的張居正不可能不清楚。既然已經站在了這個位置上，必然應該對自己以及子孫的未來有所安排，無論是與皇帝重新結好還是急流勇退，通過放棄權力換取身后事的妥協，都未必不能改變自己及家人的命運。可是恐怕連張居正自己都不曾想到死亡的來臨是如此的突然和倉促，以至于讓他根本沒有了與皇權和解的任何可能性。
歷史上任何一個搞變法、新政的權臣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這本是「臣擅君權」的行為，必然會受到皇帝的反擊：
「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后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集部第三十》）
而皇帝搞起來就沒問題了——像雍正皇帝就把一條鞭法改叫攤丁入畝，然后就搞成了，而且無論是規模和效果都不是張居正能比的。
這讓人上哪兒說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