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清華大學陸續收到從美國寄來的學術期刊，這對于消息閉塞的校園師生來說，尤其珍貴難得。正當大家想感謝對方時，卻發現包裹上無名無姓。

一連串的疑問盤旋在清華師生的心中，直到很多年以后，大家才明白過來，寄來這些的，是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1948年12月，梅貽琦離開清華，從北平飛往南京，幾經輾轉到達美國。他的離開，讓許多人久久不能釋懷，更無法理解。

若論時間，梅貽琦是清華歷史上任校長最久的；若論威信，更無人能出其右；若論感情，清華對梅貽琦的意義，恐怕比家庭還來得深。可饒是如此，為何梅貽琦偏在時事大變遷之際置清華于不顧，離開自己為之扛過了暴風驟雨的清華園？

生而為人，必有人性之光，今天柴叔和你一起，從那段歷史的回顧中，從梅貽琦對清華三十年的發展守護中，從梅貽琦的格局與心胸中，尋找答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清華學生運動迭起，派系紛爭，先后兩位校長被驅逐。

先是羅家倫執掌清華，既專權又任人唯親，最后只得灰頭土臉地離去。 南京國民政府又派來吳南軒，卻讓沖突進一步加劇，直到吳南軒及其親信被逼入東交民巷飯店，被迫全體辭職才罷休。

在這種情形下，誰來擔任校長，誰能服眾，讓國民政府頭疼不已。挑來選去，最終梅貽琦臨危受命，重返清華。

選擇梅貽琦有三點原因，一是留美背景，二是梅曾任清華教務處長，三是學生敵人的敵人，就是學生的朋友。

梅貽琦上任第一把火，先燒自己，削弱校長權利。

就職演說上，梅貽琦說了一句話：「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振聾發聵，完美解決大學應以教授為主，校長為輔的問題。

這還不夠，他在全校設了34個委員會，各種事情都由委員會各自管理。 梅貽琦把自己的戲份一再刪減。

在任何會議上，他總是先傾聽群眾意見，集思廣益再作決定，最常掛口中的一句話就是「我從眾」。

梅貽琦常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茶送水的。」

自梅貽琦執掌清華后，校內的風潮平息了，每個人都覺得，學校是大家的，誰都有一份。

人心從來不是強權專制所能壓迫而來的，你把自己放低了，也許別人反而更高看你一眼。

梅貽琦的第二把火，點燃了清華大學工學之火。1932年2月，梅貽琦提出將清華「擬向工程科學方向發展」，以配合國家工業發展的實際需求。

正當全力布局之時，麻煩事來了。

清華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庚款基金，由美國每月從所得的庚子賠款中退回一半。但南京國民政府因軍政開支浩大，決定從1932年3月起停付美國庚款一年。如此一來，美國也自然不能「退還」多余庚款了，清華成立工科院系很有可能成為泡影。

梅貽琦各方周旋，好不容易請蔡元培等人一起聯名致電國民政府，清華的經費才有了著落。

有了錢，梅貽琦告訴學子：「趕緊恢復學業，推進校務。」他親自指揮、督促各項建設和實驗器材訂購，同時大力聘請最杰出的人才，工學院的設立進展神速。

清華工學院的成立開啟了清華的「黃金時代」，讓時處困頓中的中國看到了強國的希望。

工學院所開設的課程與教學方法均仿照美國一流大學設置，教師絕大多數都是留美的「海龜」 ，同時，實驗設備也屬世界一流。

就拿土木系的水力實驗室來說吧，仿照德國大學的實驗室建造，設備也多來自德國，比當時美國的一般大學水平要高，被稱為「中國第一水工試驗所」。

更令人驚嘆的是，整個實驗室還有地下水庫一座，可以儲水一萬立方英尺，擁有戶外水槽、鋼軌和電車，可以用來作艦艇模型試驗、大型河工模型試驗等，龐大壯觀。

機械工程系的場館和設備更加壯觀氣派。發電廠、航空工程館、飛機實驗室的設備全部購自英美和德國，先進程度為世界之最，可以與歐美任何一家著名大學的機械實驗室匹敵。

梅貽琦訥于言而敏于行，從不搞花架子，也不說任何大話。知道強國之路最缺什麼，他便把教學的迫切需要引向哪里，以期盡快讓國家步入現代化軌道。

做實事的人不愛多言，這條道理亙古不變。

壓抑的環境里出不了大師，創造始于自由。

梅貽琦明白這個道理，他的第三把火，在清華縱起自由之火。

梅貽琦很清楚，「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他隨時隨地留意人才，在資金極度緊缺情況下，給人才以施展才華的空間，為人才再提高，提供資金和機遇。

在他的主持下，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紛紛被聘來清華。

他打破過去的條條框框，組建「聘任委員會」。不論出身，不論學派，只要合乎條件能對清華有所貢獻，就一律按標準和程序予以聘請。

天才數學家華羅庚當年進清華，先是由數學系的熊慶來等人推薦，再由梅貽琦同意，最后由聘任委員會定奪。包括他後來一路破格升助教、教員、教授，所有把關者為華羅庚大開綠燈，純粹出于公尺，而非私情。

國民政府時代，教育界亂象叢生，教育部門強力推行「黨義課程」。梅貽琦表面上遵守這個教育宗旨，實際上卻采取蔡元培提出的「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對所謂的「黨義課程」根本不以為然。

他太明白，只有保持民主和學術自由的空氣，才可能產生不拘一格的言論和思想，才談得上創造與真正的成就。

在清華，教師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討論學術問題非常平等，校內各種講座、講演連綿不絕。

1934年，國共關系劍拔弩張，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因一次演講時的言論被逮捕，梅貽琦等人立即聯手營救。

但清華師生并未因此事而恐慌，園內的自由空氣仍一如既往，學術討論甚至政治主張愈演愈烈。對于這些，梅貽琦從不干涉。

梅貽琦說：「清華的教育并不告訴學生誰對誰錯，只要養成他們自己判斷的能力。」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空氣下，清華園大師云集，出現了「流派共存，百家爭鳴」的繁盛局面。

如果沒有梅貽琦對自由理念的堅持，清華的星光將暗淡隱晦。

三把火燒完之后，清華之光，榮耀中華，清華的未來，光明一片。可是中國的未來，卻因戰爭蒙上了一層陰影。

危墻之下，安有完卵，清華搬遷。 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即將書寫。梅貽琦就是那位潑墨揮毫的文人。

「七七事變」后，為避戰亂，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建臨時大學，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大。

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都到重慶做官去了，在聯大只是掛個名，西南聯大實際由梅貽琦一人主持。

由于經費物資奇缺，聯大房舍全采用鐵皮屋頂并覆蓋茅草。土墻上開個口子，嵌上幾根木棍就是窗。遇上刮風下雨，屋頂的鐵皮便抖動搖晃起來，稀里咣當叫囂著，把教授的講課聲都蓋住了。

梅貽琦一家租住的房子，每次刮大風，沙土塵屑便從瓦縫中簌簌落下，湯里飯里隨吃隨落，每頓飯，不知吃進去多少灰土。桌椅不管擦拭多少次，不過一小會兒，便又是一層厚厚的灰。

盡管條件已降到了有史以來最低水準，但梅貽琦不讓師生在紀律上松懈，更不讓學術水平降低。他多次對師生說：「窮要窮得有意義，苦要苦的有希望」。

當時三大校組成西南聯大，論設備、經費和師生人數，都是清華最多。

這個家，不好當。要平衡各方，既不覺得誰占了便宜，又不認為誰吃了虧。 此時的他，心中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他對三校師生一視同仁，但凡有些許不公或偏袒，聯大就辦不好。

聯大辦好了，每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聯大真大。 這個大，不是說校舍如何之大，教室如何之大。這個大，在于梅貽琦的格局之大，胸懷之大。

要說辛苦，聯大九年的歲月中，梅貽琦的勞心勞力可說是到了最為繁重的時候，但他從沒退卻過半分。

在梅貽琦的帶領下，西南聯大這座最「破爛」的學校，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四位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八位兩彈一星功勛，一百七十一位院士，以及百余位大師，堪稱教育史上的奇跡。

風雨過后見彩虹，可是梅貽琦的彩虹遠未到來。

1948年解放前夕，梅貽琦不顧全校師生的挽留，執意南飛，從此離開了他為之奮斗多年的清華園。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這是真的，他可是梅貽琦，清華永遠的校長，他說：「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然而梅貽琦真的離開了。

走之前，他把身上一枚金圓和一根金條交給自己的秘書，自己便乘車進城辦事了。此時，解放軍已把北平圍住，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了「搶救學人」計劃，帶走一批學者，梅貽琦在其中。

到了南京后，蔣介石多次勸梅貽琦任教育部長，梅貽琦堅辭不就。

不為當官，又要南逃，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為了清華。

據當時清華教務長吳澤霖回憶，自己曾問過梅貽琦：「怎麼樣？聽說你是不是要走？」

梅貽琦說：「我一定走，我得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

他的離開，是他的文化立場和教育理念使然，是必然，也是必要的。

之后，梅貽琦輾轉到達美國，出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清華大學在美國的庚款基金就是由這家機構管理。

庚款基金的使用必須由清華校長簽字才行。對于這筆巨款的存放與用途，各方虎視眈眈。稍有不小心，清華的經費就會出問題。梅貽琦的到來使得這筆款項的用途得到了保障。

掌握著如此大的款項，可在美國的六年時間里，梅貽琦為自己定出的薪水每月只有300元，相當于美國教授的最低薪酬，僅夠維持日常開銷。

他連一個像樣點的公寓都租不起，以至于還得靠大女兒打論文賺些辛苦錢，五塊十塊地給母親寄去，補貼家用。

連蔣介石都看不下去了，要他提高自己的薪酬，梅貽琦說：「這些錢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台灣方面不斷派人到紐約，以各種名義請梅貽琦攜帶基金利息到台灣，都被他拒絕。他對勸自己的好友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

他不愿把清華的錢拿去蓋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只想把有限的錢用做長期的研究工作。幾年后，梅貽琦回到台灣創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此時他已66歲。

為了這個台灣的「清華」，梅貽琦再次把自己陷入了疲累不堪的境地，自己的生活卻極度節儉。

他總是穿著長袍布鞋，那布鞋還是從地攤上買來的。僅有的一雙黑皮鞋，只有出客時才穿，一穿就是十幾年，直到去世。

辦公室里連一套沙發都不肯買，只肯用矮藤椅代替。他把基金全用在圖書、儀器和請教授上，每晚寫信、看公文、打字到凌晨兩三點。

因為拮據，梅貽琦連一間房都買不起，只能住在辦公室，無法把妻子韓詠華接來身邊。

在美國的韓詠華為了維生，62歲時還給人洗衣、帶孩子，甚至在醫院當臨時護工。曾有學生在美國見過韓詠華，說起來淚水漣漣。

而身在台灣孤身一人的梅貽琦，因妻子不在身邊無人照料，每當長袍袖口破了時，他都只能晚上自己在燈下一針一線地縫補。

無法想象，一個人掌握著大筆款項的支配權，卻過著這樣的日子。 金錢收買不了的靈魂，崇高為其塑造金身。

因長年勞累和營養缺乏，梅貽琦的癌癥，在發現時已經轉移到身體各處了。台灣當局為他請來了最好的醫生，但都無力回天。

去世前一段時間，胡適去看他，勸他留下一些文字，說清一些事情。梅貽琦沒有接話，直到去世，都沒留下只言片語。

梅貽琦入住台大醫院時在床下放了一個黑色提包，這個包跟隨他多年，裝了什麼珍貴的東西沒人知道。他去世后，治喪委員會在料理后事時迅速將手提包封存，以備查檢。

當手提包啟封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包里全是由梅親自管理的清華基金賬簿，一筆一筆，清清楚楚，絲毫不差，一分也未入私囊。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熱淚盈眶。

梅貽琦的一生從來沒有什麼學術成果，更沒有人喊他大師，但他用自己的大格局、大氣魄成就了清華。沒有梅貽琦，就沒有如今的清華，這一點都不夸張。

大師已隨西風去，人間再無梅貽琦。一座大學可以沒有高樓，也可以沒有錢財，甚至可以沒有大師，但是若無半點梅校長之風骨，大學不足以稱之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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