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43年，清乾隆八年，一場「最熱的夏天」席卷了整個中國。
在我國歷史之上，鮮少出現這樣的時刻，這一年的五月份（陰歷），各地縣志都記載了同一個詞語：「大熱」。
而它到底熱到啥程度？可以說是超乎你的想象。
根據《續東華錄》的記載：六月丙辰，京師威暑。
《天津縣志》也曾經留下記錄：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
即便是時隔兩百年，我們依然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那股灼熱的窒息感，而這場熱災所帶來的后果也是十分慘重的。
在持續了十余天的「大熱」之中，北京連同附近地區，有超過11000人熱死，如此之大的傷亡，令后人難以想象。
據現代氣象專家專家研究換算之后，人們得出結論：這場大熱主要集中于1743年7月20日至25日。
這一階段， 北京以及周圍區域平均氣溫在40℃以上，其中以7月25日最為炎熱，當天最高溫度估計高達44.4 ℃。
對于制冷條件極其落后的農業社會而言，熱災絕對是最為致命、也是最無能為力的災害。
霜災可以外地運糧運煤支援，水災可以掘溝修堤，偏偏是「熱災」，令人毫無還手之力。
誠然，我國早在數千年以前就已經有了儲冰手段，但是人為儲存的那些冰塊，相較于龐大的人口基數，無疑于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問題。
從朝廷到地方，所有的行政機構都陷入了一陣恐慌之中。
面對炙熱的太陽，即便是地上的「天子」也顯得那麼渺小。
「大熱」一開始，最早受到影響的便是農民。
農歷五月、六月正是北方麥子收割的季節，可是頂著如此酷暑，幾乎無法進行勞作。
田地當中「土石皆焦」，單單是用腳在地里走上一圈，就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任何鐵制農具稍一勞作便會滾燙如烙鐵一般。
一些農民不忍錯失耕作， 強撐著進行勞作，卻因此發生生命危險，每天都會有人被熱死的消息傳來，為這大災之年又添了一絲恐怖。
即使在京城中，熱災的影響也極其巨大，全城數口水井幾乎一夜之間被舀盡，甚至就連一些濁水苦水，也成為了人人爭搶的對象。
根據河北高邑縣志記載：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熱難當，墻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即便是人們躲在房屋之中，墻壁背陰處仍然炎熱如火灼。
烈日之下，鉛錫一類的金屬都會融化，處處都是因酷熱而被烤死的尸體……
大熱一開始，朝堂之上的乾隆便收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無數奏報。
原本，他還只以為只有京城的天氣這麼熱，可不曾想， 河南、山東、山西、陜西，整個北方全都出現了一樣的情景，各地都有百姓因高溫而死的案例。
以往地方大災，乾隆大可以大筆一揮，直接撥糧撥款。
但是熱災不一樣，撥出去的人極有可能會變成「被救助」的對象。
大災之年，縱使如皇帝也由不得自己，只能顧好京城的這一畝三分地。
乾隆皇帝多被后人以「好大喜功」所詬病，但必須承認的是，這場「大熱」以來，他的表現還是盡了力的。
「大熱」一開始，乾隆就立馬下令，對京師周邊的百姓進行救濟。
一面張羅著布施冰湯、藥餌，一面著人進行祭祀，期盼天災早日結束。
到了后期，乾隆甚至還下令開倉放糧，平抑米價。
百姓是熱災并非饑荒，這一舉動可見朝廷的拼命，只能說能用的招數已經全用了。
乾隆的恩賜不僅僅只限于百姓，頗為意外的是，還包括當時的犯人以及外國使臣。
大災剛剛開始，乾隆就想起了外來的幾位蘇祿國使臣（今菲律賓）。
他擔心使臣們中暑， 還特意賜下了冰塊與解暑藥物，并且欽派御醫進行照顧。
五月二十九日，乾隆有體恤監獄當中的犯人，著令輕罪者予以減刑或直接釋放，重罪者，法無可免，但是也應該添置涼席草棚、發放冰湯予以照顧。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因為天氣過于炎熱，朝廷官員曾經上書，請求這兩日干脆不要開庭，大伙一起放假。
對此，乾隆卻頗為不滿。
他特地下令：「所有部院及八旗引見人員，照常引見。其應辦事件，亦按期速辦，毋得稽遲。」
正是因為這道命令，才使得接下來的救濟活動得以進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災害的影響。
作為皇帝，乾隆本人當然不用擔心熱死，從大災一開始，皇宮內就擺上了無數冰山，硬生生造出了一座「空調房」。
可雖然身體上涼快了，但是內心的焦灼是無法平息的。
這一時期，乾隆曾經寫下過：「冰盤與雪簟，瀲滟翻寒光，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意思大概是，雖然自己在皇宮里有享之不盡的「冰盤」與「雪簟」，甚至還頗有涼意。
但是，每天因為熱災還是輾轉反側，心神不寧，每每想到那些正處于酷暑之中的黎民百姓，總是心痛不已。
政治上能做的做完以后， 乾隆也不忘求神問佛。
這段日子里，他曾經多次召見欽天監大臣，詢問天象。
看見皇帝吃這一套，有愛逞能的大臣急忙站出來提了四條意見：
一、弛禁賭博；二、恢復陋規銀兩；三、稅課再減；四、刑罰寬松。
這些建議看似沒有什麼問題，但關鍵在于這個原理，實在過于糊弄人。
「使民自便，則和氣感召，自可雨賜時若。」也就是說，只要老百姓高興了，自然也就降雨了。
對于這種堪比「廢話」的建議，乾隆當場勃然大怒。
史書記載：言畢，乾隆帝頗為惱怒，訓斥其「悖理傷道，莫此為甚。」
后來乾隆甚至還再次下詔：「若似此卑鄙悖謬，任意捏造且有意惑人聽聞者，則不可不加懲治。」
即誰要再這樣胡說八道，小心你們的腦袋。
從這一小事，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乾隆內心的焦急。
之后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乾隆最終也勉強下了一道「罪己詔」，反思亦凡自身過錯為百姓祈福，希望早日度過這場災禍。
整場災難面前，乾隆的表現還是相當可圈可點的。
雖然這些行動從事實上沒能改變天氣，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舉動對于人心的安撫。
百姓們在酷暑之下有了免費供應的冰湯，市場之上米價也越來越便宜。
總的來說，人們有了挺過這場災難的底氣。
幸運的是， 這場災害并沒有持續太久，僅僅過了十余天，熱浪便得以褪去，國家再次恢復平靜。
雖然「熱災」過去了，但「熱災」所帶來的影響仍然存在，災后的賑濟、組織生產都是當前要做的工作。
除此之外，朝廷也意識到，大災所帶來的大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
為了避免饑荒，乾隆還下令南方省份迅速調糧，不得延誤。
同時注意流民安置，不要讓流民全都涌向京城，以免滋生瘟疫。
這一時期的抗災過程，即使是放在今天也頗具借鑒意義。
當年十一月，果真如朝廷所料，大量災民涌入北京。
這一時期，朝廷先是予以安置，等到十二月又統一組織，安排其來年生計，甚至還采取了「以工代賑」的手段，可以說是令人大開眼界。
乾隆能夠在大災面前做到鎮定自若，有條不紊地進行處理， 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我國古代社會一直所追崇的「民本思想」。
任何皇帝任何官員所接受的教育理論便是「愛民護民」，正因如此，乾隆才能挺過這場災害。
而乾隆八年為何會如此炎熱？
由于年代久遠，缺乏足夠的氣象資料，如今的我們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已然不大可能。
目前主流說法認為， 這場「大熱」源自于乾隆年間大肆修建宮殿砍伐北京附近的植被，由于植被遭到破壞，才最終導致了這場大熱。
這種說法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是頗為勉強的，畢竟農業社會對環境的破壞相當有限，相較于工業社會簡直不值一提。
事實上，即便是乾隆從上位開始只做砍樹這一件事情，也很難在八年時間里造成如此「大熱」。
想要解釋其背后的原因，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氣候問題之上。
事實上，不同歷史年代的氣候溫度并不是恒定不變的。
在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當中，就曾經對相關問題進行過探討。
受小冰河期影響，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的平均氣候也大有不同。
在文章當中，竺可楨引用了挪威雪線高度高出海平面的高度為參照物，對應近五千年來的歷史，總結了從晉朝以來的中國各時期溫度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歷年溫度變化當中，乾隆年間正處于小冰河期的回暖時期，是相對溫暖的一個時期。
總體上來看，氣候溫暖對于農業社會所帶來的好處有很多，最直接的影響便是糧食增產，所謂的「康乾盛世」與之不無關系。
然而， 冰河期回暖好歸好，但也有著重大的問題，那就是人類無法掌控。
只要其超過了人類社會所能承受的最大閾值，便會出現這種千百年難得一遇的「大熱」。
不過雖然這場大熱百年難遇，但是當我們進入到了二十一世紀，類似的高溫事件也越來越多。
以2022年6月25日數據為例，目前，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地38個國家站最高氣溫達到或突破6月歷史極值。
其中共有三座城市氣溫高達44℃，分別是河北靈壽、藁城、正定。
單從溫度上來看，這三座城市已經趕上了乾隆八年的那場「大熱」。
不過， 如今我們面臨的卻不只是氣候回暖，更主要的在于工業社會的大量溫室氣體排放。
雖然目前隨著科技進步，我們并不太可能出現乾隆時期「熱斃萬余人」的慘狀，但是相關問題也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
對于「氣候變暖」，很多人并未形成一個正確的認識。
甚至有人認為「氣候變暖」未必是一件壞事，甚至還讓冬天更好過了。
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國家氣候中心早在去年就曾經表示：雖然全球變暖并不會造成直接危害，但是它意味著未來的確氣候系統的不穩定性增加了。
這也就是說，伴隨著全球變暖的，往往并不是普遍而均勻地升溫，更有可能的是極端的熱或極端的冷。
當前的溫度變化我們尚且能夠以科技能力來承受，但是沒人敢保證，下一次溫度變化會在何時，能否抵御。
乾隆作為封建社會的君王尚且會「加以自省」，身為當代人，我們更應該了解相關知識，腳踏實地地做好環保工作。
參考資料：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 《乾隆八年酷熱天》.哈恩忠. 《乾隆八年京畿地區應急體系初探》.汪波. 《乾隆八年曾現超級三伏天》.劉巍. 《乾隆年間北京城的高溫記載》.曹冀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