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
在民間有不少關于他誅殺唐朝官員接濟百姓的故事，也有不少關于他攻破唐朝城鎮后大肆屠殺百姓，甚至是殺人以做軍糧的記載。
雖然黃巢殺人以做軍糧的記載存疑，但有關他多次屠城記錄的可信度卻極高，所以基本可以確定黃巢是一個非常殘暴的人。
而我們今天要說的，便是「殘暴」的黃巢，為國拔掉了一顆危害近1000年「毒瘤」的故事。
黃巢拔掉的這顆毒瘤就是 門閥士族。
門閥士族大約起于漢，衰微于唐。整個門閥士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袁紹，只要看過《三國志》或《三國演義》的朋友，都知道袁紹家的四世三公。
而黃巢當初在起兵后，便迅速攻破了長安和洛陽，并大肆屠殺了當時的門閥士族。
正所謂「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黃巢起義將整個門閥士族殺得式微，從此就再也沒有出現過袁紹這種四世三公的事情。
門閥制度的興盛來源于地方豪強，在東漢建立者劉秀上台后，漢朝開始大肆分封功臣，于是許多人成為了漢朝第一批地方豪強。
這些豪強逐漸壯大，并在幾代人的時間里積累巨量的財富和政治資本，于是就形成了門閥。
到了漢朝后期，整個王朝的權力實際上已不由皇帝掌握。
正所謂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在地方上，這些豪強有著絕對的權力。所以在東漢滅亡之后，一個王朝的建立就需要這些門閥士族的支持了。
不過這些門閥掌握了地方權力還只能算是有了「里子」，真正將門閥制度推向明面，且用政治制度為其保駕護航的，是九品中正制度。
這是一種官員選拔制度，主要靠地方上推薦有德行和能力的人，讓被推薦者做官。
這種制度的后果也不難想象，整個王朝的政治迅速被門閥把持，導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發生。
在黃巢起義之前，袁紹這種四世三公的情況可以說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而黃巢大肆殺戮長安、洛陽的官員以及士族之后，便將門閥的人口屠戮一空，將門閥幾代人積累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破壞殆盡。
門閥帶來的壞處也是非常明顯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土地兼并。
不管是漢朝末年還是唐朝末年，黃巾、黃巢等農民起義之所以壯烈，就是土地兼并太嚴重，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此外就是政治的固化，在門閥政治最盛時，王朝姓什麼都得門閥說了算。
像唐朝李世民時期，就修訂了一本《氏族志》，專門記載和排序天下門閥士族。
結果《氏族志》第一次修訂完成時，將山東崔氏排在第一，作為唐朝皇室的李姓卻排在了第三。這讓李世民大為不滿，于是《氏族志》便被拿去修改，之后李氏被排在了第一。
但李氏能排在第一并非是因為李世民是皇帝，而是因為李家本身也是大氏族，隴西李氏的名號在當時也非常響亮。
可見在當時，門閥士族治天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即使是皇帝也不能免俗。
當然，如果我們有足夠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就會發現黃巢屠戮門閥士族的做法只是治標不治本。
以前的門閥雖然沒有了，但誕生門閥的土壤卻還存在。因此自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國中，各大王朝的建立受到了新生地方豪強的支持。
如果給這些地方豪強足夠的時間，他們將成為新的門閥士族，就如當初漢末的門閥士族崛起一樣。
事實上，真正讓門閥士族退出歷史舞台的，是科舉制度的興起以及造紙術的普及。
科舉制的興起保證了王朝官員選拔不會絕對從門閥士族中選，于是門閥士族便無法壟斷政治資源。
造紙術的普及，則大大降低了知識傳播的成本，讓普通人也有機會通過書籍學習到更多的知識。
所以我們能看到在造紙術和科舉制度開始爆發式發展的宋朝，門閥勢力反而是歷朝歷代最弱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黃巢在消滅門閥時所作的貢獻。如果沒有黃巢，門閥勢力將延續更久的時間。
即使是在科舉制和造紙術興起后，這些門閥所擁有的政治資源也能讓他們比寒門士子更快一步。
所以黃巢的行為，算是打碎了科舉制和造紙術推行的最大阻力，為二者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