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年間，明朝文人陸容辭官還鄉，寫了一部《菽園雜記》，書中第三卷記載這樣一個故事：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意思是，朱元璋稱帝后，到蘇州微服私訪，在三山街看到有個老太太坐在門口，朱元璋便問他：「你是什麼人？」
老太太說：「我是蘇州人！」
朱元璋又問：「張士誠當年在蘇州對百姓好不好？」
老太太沒有直接回答朱元璋的問題，而是說：「當初，大明皇帝攻打蘇州的時候，張士誠自知不是真命天子，為了不讓蘇州生靈涂炭，便主動投降了。蘇州百姓至今仍感激張士誠的盛德。」
朱元璋聽完后，十分感慨，說道：「張士誠經營蘇州也沒多久，蘇州人如此感激他。如果京師的百姓也這麼感激我就好了。」
這段記載雖然出自野史，但足見當時蘇州百姓對張士誠的態度。至今吳語里仍有「講張」一詞，在方言中大概讀「剛藏」 音，意思是聊天，準確來說，是竊竊私語地聊天的意思。
元朝末年三大梟雄，朱元璋果敢自強，陳友諒志大才疏，張士誠有器量但無遠圖。然而，最得民心之人，還是張士誠。遺憾的是，張士誠雖得民心，卻未得到天下。本文，筆者將和大家分享張士誠，希望通過史料分析，讓大家了解一個不一樣的農民領袖。
元朝末年，苛政猛如虎，為了加大力度剝削百姓，元廷提高了鹽價，打算靠食鹽發財。眾所周知，食鹽的生產成本并不高昂，但從漢朝開始，食鹽都是朝廷專賣，中間大把利潤都流入朝廷之手。
在江蘇泰州的白駒場，有許多朝廷設立的鹽池，很多窮苦百姓為了謀生，便靠賣苦力為官府運鹽。張士誠在史書中的第一次出場，便是一個運鹽的伙計。
《新元史·列傳一百二十一》記載：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以行稱，曰張九四，少有膂力，厚重寡言。與弟士義、士德，士信，并駕鹽綱船，業私販。
張士誠原名張九四，家里還有三個弟弟，分別叫：張士義、張士德，張士信，兄弟四個一起駕著小船，幫朝廷運送官鹽。
有時候，也趁機販賣一些私鹽。張士誠的力氣很大，頗有俠氣，平時雖然沉默寡言，但他喜歡幫助同行，分文不取，因此人緣很好。當時，他販賣私鹽的事情被那些富戶知道后，富戶們經常以告官來威脅張士誠，逼張士誠為他們干活，或者動輒辱罵張士誠。有一個叫丘義的弓弩手特別喜歡欺辱張士誠，有一天，張士誠忍無可忍，終于爆發。《明史·張士誠傳》記載：
士誠忿，即帥諸弟及壯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殺義，并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入旁郡場，招少年起兵。
張士誠一怒之下，伙同三位弟弟和李伯升等人殺掉了丘義，然后滅掉了平時欺負他們的那些富人，放火燒了他們的房子，宣布起兵造反。由于最初只有18個人，這就是后世話本中常說的「18條扁擔起義」。下圖為張士誠起義遺址：
張士誠起義，最初是「驅鹽徒為兵」。這些鹽民平時飽受欺壓，張士誠振臂一揮，大家群起響應。一時間，聲勢浩大，張士誠不僅殺掉了江浙行省參政趙璉，又攻陷興化，等打到德勝湖，窮苦百姓紛紛前來投奔，張士誠的隊伍很快達到了上萬人。
這期間，元朝曾兩度招降張士誠，第一次是高郵守將李齊，張士誠本來答應投降，但結果又「復叛」。後來元朝再次招降，并且許張士誠「萬戶」的身份，張士誠并不答應。他占領了高郵。在眾人的擁戴下，張士誠自稱「誠王」，建立「大周」。
張士誠起義的這一年，是公元1353年，彼時，朱元璋剛剛加入紅巾軍不久，三年后，陳友諒才在黃蓬起義。
中國有句古語：「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普通百姓，誰都不想和朝廷對抗。張士誠兄弟本是靠力氣吃飯的本分人，但面對元廷的黑暗和社會的壓迫，他們造反也頗為無奈。
張士誠造反，實際上是古代底層勞動人民反壓迫的一種體現。張士誠不是投機者，他只是不愿向命運妥協。
張士誠第一個根據地，便是高郵。元朝幾次派兵前來攻打，張士誠屯兵高郵湖，元朝的騎兵完全用不上，幾次都無功而返。1354年，元朝丞相脫脫親自南征張士誠，脫脫自稱帶兵「百萬」，聲勢浩大，高郵瞬間被元軍層層包圍。
其實，脫脫在元朝末年還是頗具才能的，他連戰連捷，先攻破高郵的外城，眼看就要拿下內城。元順帝突然聽信讒言，解除了脫脫兵權。脫脫被押解到吐蕃，半路上被元順帝賜死。
不得不說，張士誠運氣特別好，若不是脫脫突然出事，張士誠很可能成為元朝的俘虜。
待脫脫離去，張士誠奮起反擊，士氣大振，他一鼓作氣，接連攻下了揚州、天長等。
接下來，張士誠的好運氣又來了。江陰人 朱英造反，元軍前來鎮壓，朱英被迫向張士誠請求，為了獲取張士誠的信任，朱英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張士誠那里。張士誠最終被朱英的誠意所打動，派弟弟張士德率兵15000人幫助朱英。
張士德一路高歌猛進，元軍被張士德打得落荒而逃，張士德輕松拿下江陰。嘗到甜頭后，便趁熱打鐵，繼續向南擴張地盤。張士誠本來還很擔心弟弟太過冒失，可沒多久就得了捷報，張士德連續攻陷了常熟和無錫，大軍直逼蘇州（當時稱平江）。
張士德的大軍突然出現在蘇州，平江路總管 貢師泰猝不及防，立即下令死守城池。張士德士氣正旺，他親自帶領三四千人駕著云梯攻上城頭，至此，張士誠又得到了蘇州。
隨后，張士誠率大軍前來，昆山、嘉定、崇明、吳江相繼落入張士誠之手。 張士誠驀然回首，他已經不是剛占領高郵湖的鹽販子了，他現在已經拿下大片土地，有足夠的資本和元朝周旋。
筆者認為，張士誠能夠從一介鹽民瞬間成為反元梟雄，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元朝奸臣當道，地方官貪污橫行，兵將久疏戰陣，聞張士誠勢大，都無心戀戰。
第二，韓山童、徐壽輝先后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發動「紅巾軍起義」，元廷已經應接不暇， 察罕帖木兒和 孛羅帖木兒兩大名將一邊鎮壓叛軍，一邊為了爭奪權力相互爭斗，如此大大減小了張士誠的軍事壓力。
第三，張士誠本身并不弱，他麾下人才濟濟，他任命李行素為丞相，張士德為平章。并且聚集了蔣輝、李伯升、徐義、徐志堅、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等將領。
《新元史·張士誠傳》記載：
時吳中錢谷甲仗山積，皆為所有。毀承天寺，碎佛像，以為宮，號萬歲閣，射三矢于梁上。易平江路為隆平郡，立省院百司，凡甲第盡為其將士所奪。
蘇吳是富庶之地，元朝在這里堆積了大量的糧食和金錢，現在這些都成了張士誠的資本。在術士李行素的建議下，張士誠決定「遷都」，他把將士們的家眷從高郵遷到蘇州。并且把平江的承天寺改建為皇宮，正式定都蘇州。
占領平江后，張士誠下令整頓軍紀，要求將士們對百姓秋毫無犯。同時，張士誠開設學堂、救濟災民、減免賦稅。另外，張士誠建了一座弘宏館，招賢納士，「四大名著」中的作者施耐庵、羅貫中都曾是張士誠的座上賓。
關于張士誠為何能得到蘇州百姓的愛戴，史學上說得都比較籠統，筆者認為，張士誠至少有三個方面做得比較出色：
第一，張士誠是底層百姓出身，他來到蘇州后，比較同情勞動人民，他廢除了元朝強加在農民身上的苛捐雜稅、救濟因戰爭流離失所的百姓，都是這方面的體現。
第二，張士誠在蘇州派軍隊幫助百姓開墾荒地，他興修水利、發展農桑，還下令引導離鄉的百姓回來重建家園。 這些都體現出張士誠在農耕社會以人為本的思想。
第三，在文教方面，張士誠提倡「風化之本系人倫」。 張士誠雖然讀書不多，但他知道在教化百姓的重要性。張士誠統治蘇吳期間，他還分別在1362年和1365年舉行過兩次科舉考試，用以遴選讀書人入仕。
張士誠的種種作為，讓長期深受元廷壓迫的蘇吳百姓感受到什麼叫「救世主」。因此，若干年后，徐達攻打蘇州的時候，蘇州百姓才會暗中支持張士誠。下圖為張士誠功德碑：
因此，筆者認為，從這方面來說，張士誠是一位好人。然而，是好人，不一定會最后取勝，因為取天下，不僅僅是人好就能完成的。
在張士誠的西邊，還有另外一位大人物，此人就是朱元璋。
張士誠占領平江的這一年，朱元璋剛好占領南京。此時，張士誠勢頭，他的勢力還在繼續擴大，先后攻占湖州、杭州、蕭山、嘉興。直到張士誠和朱元璋同時攻打鎮江，兩大梟雄終于碰面了。不得不說，張士誠剛開始和朱元璋接觸時，他有些小瞧朱元璋。《明史·張士誠傳》記載：
是歲，太祖亦下集慶，遣楊憲通好于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號于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為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
朱元璋剛占領南京那會兒，立足未穩，他最初并不想和張士誠為敵。對此，他還特地寫了一封信，派楊憲親自送到張士誠手里。信上說：「西漢末年隗囂在天水列土封疆，你今天也占領了姑蘇，我很為你高興。如今，我們倆的地盤接壤，應當睦鄰友好，共同對抗元朝。」張士誠得到信后，不僅沒有給朱元璋回信，還把楊憲扣了下來。朱元璋幾次派人去「接」楊憲，張士誠就是不放。
既然張士誠不友好，那朱元璋也就不客氣了。朱元璋先派徐達在鎮江打敗張士誠，又派湯和攻打常州，張士誠兵敗，連續損失兩員大將，這才意識到朱元璋不是易與之輩。于是，張士誠放低姿態，派人送了二十萬石糧食給朱元璋，要和朱元璋「交朋友」。
朱元璋見張士誠輕易妥協，便獅子大開口：
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
朱元璋的意思是，二十萬石太少了，你至少要給我送五十萬石，然后再辦楊憲給我乖乖地送回來，我們才能好好聊一聊。結果，張士誠大怒，不理朱元璋了。
本來，張士誠和朱元璋之間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鎮江、常州這些地盤本就是從元朝手里搶回來的，即使被對方占領了，也有機會奪回了。但是，接下來二人算是結仇了，因為出人命了！
1357年，朱元璋派徐達攻打宜興，張士誠派親弟弟張士德迎戰徐達。張士德有勇有謀，和徐達對峙了幾個回合，并沒有吃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徐達明顯技高一籌，張士德中了徐達的埋伏，被徐達麾下的先鋒官趙德勝生擒。巧合的是，在太湖戰場上，張士誠也擒獲了朱元璋麾下的大將廖永安。
于是，張士誠派人送信給朱元璋，要拿廖永安換張士德。朱元璋雖然喜歡廖永安，但他覺得張士誠的親弟弟更有價值。當時，朱元璋的心氣很大，他想用張士德來招降張士誠，于是給張士誠回了兩個字：不換！
結果，張士德很有骨氣，竟然絕食而亡。史載：
士誠獲廖永安，請以易士德，明太祖不許，其后士德不食而死。
殺弟之仇，不共戴天，這下朱元璋和張士誠算是徹底沒法和解了。
就在張士德去世之后，元朝丞相達識帖睦邇招降張士誠，張士誠想讓元朝來對付朱元璋，便同意招安。這期間，張士誠雖然還在蘇州，他不再是「大周」皇帝，而是元朝的大臣。
這種情況沒有維系多久，元朝要張士誠提供軍糧，張士誠要元朝發放軍餉，最后，張士誠在請求元順帝封自己為王爵的時候被拒絕，一怒之下再度反叛。從此，張士誠在蘇州稱帝，建立東吳，自稱吳王。
張士誠降而復叛是必然，因為他和元朝從開始就是在相互利用。只不過，此時的張士誠，心態已經變了。
縱觀中國封建歷史，很多農民起義軍都有一個相同的局限， 那就是他們在略有成就后就沉浸于享受之中，忘記了自己的初心。黃巢、李自成、洪秀全無不是如此。張士誠隔壁的朱元璋是個特例，但張士誠卻未能免俗。
張士誠作為一介鹽民，自打他入主蘇州之后，長期的錦衣玉食讓他忘記了鹽民的辛酸，他開始任人唯親，不理朝政。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張士信為丞相，麾下的文武大臣皆是親戚和族人。很多人想給張士誠提意見，無奈沒有途徑。《明史》云：
士誠漸奢縱，怠于政事。士信、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娛。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
張士誠酒肉歌舞的熏陶下，早已忘記他為何起義。
而由于張士誠任人唯親，導致麾下將士們失去約束，他們瘋狂斂財，日夜歌笙。蓋宅子的時候，一個比一個積極，到打仗的時候，他們一個比一個惜命。這也是張士誠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敗給朱元璋的原因。
1363年，這對張士誠絕對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陳友諒率領60萬大軍在鄱陽湖和朱元璋展開決戰。當時，張士誠麾下的謀士建議立即出兵偷襲朱元璋。
這時，若張士誠集中所有兵力，不惜一切代價直撲南京，那朱元璋將會腹背受敵。
但張士誠沒有這麼做，一方面是他沒有野心，另一方面是他不確定自己能打贏。張士誠僅僅派出5萬大軍攻打長興，不料鎮守長興的正是朱元璋麾下最擅長防守的耿炳文。張士誠沒有占到便宜，便決定退兵，美其名曰「坐山觀虎斗」。
沒想到，朱元璋僅以20萬兵力便消滅了陳友諒，然后火速派徐達先回南京，為的就是防御張士誠。
機會只有這一次，張士誠錯過了。鄱陽湖一戰，陳友諒滅亡，從此，天下諸雄再無單獨對抗朱元璋的實力。朱元璋開始騰出手來單獨收拾張士誠。
接下來徐達的大軍連續攻克泰州、通州、高郵。李文忠攻入杭州，常遇春攻下湖州。在嘉興，李伯升被重兵圍攻，最終投降了朱元璋，嘉興失守。張士誠發現，蘇州周邊的城池被朱元璋一一拿下，蘇州儼然成了一座孤城。
1366年，朱元璋派徐達、常遇春圍攻蘇州，張士誠選擇死守。蘇州百姓紛紛伸出援手，暗中支持張士誠，徐達、常遇春圍城一年。
1367年七月，蘇州城內斷糧，守城將士紛紛投降。張士誠見大勢已去，收拾三萬殘兵，在萬壽寺突圍，可惜突圍失敗。
張士誠退回城內，選擇自縊。關鍵時刻，他昔日的部下李伯升奉徐達之命入城勸降，將張士誠救了下來。
徐達來見張士誠，張士誠閉目，不愿和徐達說一句話。在押往南京的路上，張士誠選擇絕食。到南京后，張士誠不愿受朱元璋侮辱，「絕粒自盡」，絕食而亡。
殊不知，張士誠自絕而死，正和朱元璋的心意。因為當大明朝成立之后，張士誠這個大梟雄或許不好安置。
「十廟鐘山黯夕陽，一龕猶自祀張王。」
張士誠走的時候，帶著屬于他自己的王者尊嚴。然而，他的覆滅，也引起了后人的深思。
元朝末年，張士誠以一介鹽民的身份帶著17位兄弟抗擊暴元，最終自稱吳王，定都蘇州。他巔峰的時候，麾下將士50余萬，他的地盤 東至大海，西臨濠泗，南接紹興，北抵徐州，再加上深受百姓愛戴，可以說是得天獨厚。
張士誠的資源比朱元璋要好得多，然而，張士誠當年18條扁擔能推翻元朝，為何當他擁有50萬大軍的時候卻敗給了朱元璋呢？
張士誠被俘后，在押回南京的船上，徐達怕他出意外，派李伯升近身看護，李伯升對張士誠說了一番話：
「公始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如虎墜井中，死在旦夕。元兵無故自退，公遂乘勝東據三吳，辟地千里，擁兵千余萬。誠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慮，練兵選將，收當時之豪杰，豈特保三吳之地，天下可圖也。」
上述文字出自《新元史·列傳一百二十一》，李伯升的意思是說，當初咱們18人起義，帶領眾人殺入高郵，元朝大軍百萬圍城，我們都扛了過來。後來我們占據三吳的千里之地，擁兵數萬，如果我們能不忘高郵之危，苦心經營，不圖安逸，不僅能保住三吳之地，就是奪取天下，也未嘗不可啊！
張士誠聽完十分驚愕，他問李伯升：「這些話，你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
李伯升回答：「這些話我早就想和你說了，可是朝堂上都是你的族人和親戚，你每日歌舞達旦，深居不出，我連見你一面都難，怎麼和你說？」
張士誠聽完，無語凝噎。
「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這句話被后人濃縮成一句話：得民心者得天下。
然而，張士誠曾經得民心，為何得不到天下呢？
《孟子》云：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