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印象中,曹操是北方霸主、一代梟雄。無論從他的政治、軍事行動,還是詩歌創作中表露出的心志,都能看到這位雄主的意氣風發。但鮮少有人注意到,曹操在創業早期也曾無比艱難。
就是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初始階段,曹操非但沒有比以往輕松,反而要伏低做小、左右討好。或許有人會問:曹操能在亂世初期快速崛起,不正是因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帶來的諸多好處嗎?為何在一開始,他過得卻如此艱難呢?
這不得不提到,曹操迎奉天子后,到底面臨了哪些壓力和難題。
壹
袁紹的壓力
第一個向曹操發難的,正是他的「保護傘」袁紹。本系列前一篇已指出:獻帝東歸洛陽,袁紹也是贊同的;且早在毛階、荀彧之前,袁紹的謀士沮授便已經向他提出了真正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計劃。見《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記載:「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
盡管袁紹大「悅,將從之」,但他還是未能實現這個計劃?從時局來看,不外乎這麼幾點理由:
首先,袁紹暫時抽不出精力。正如他自己所說:「冀州方有北鄙之警。」獻帝東奔期間,正是公孫瓚與袁紹「互相拉扯」的關鍵時刻;公孫瓚成長于邊地,戰斗力剽悍,是袁紹一統河北期間的最大「刺頭」。而問題的關鍵是,袁紹不僅要面臨公孫瓚的虎視眈眈,還得分出精力來鎮壓這邊鬧情緒的「小弟」臧洪。
張邈之弟張超,曾為臧洪故主,后與張邈與陳宮等人聯合背叛曹操,改奉呂布為主。曹操重新奪回兗州后,滅盡張超三族。而在此之前,臧洪為了拯救自己的故主,曾多次向袁紹請命,均未獲得準許。東漢時期,士人為舊主復仇已成一時「潮流」;眼見張超被殺,臧洪「心態崩潰」,以東郡為根據地反抗袁紹。又因為東郡原是曹操老巢,後來被分配給了臧洪,所以此地仍有充足的糧食與軍械儲備,以至于「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
其次,袁紹與漢獻帝有舊怨。他與董卓的分歧,正始于少帝之廢立。漢獻帝這邊剛登基,袁紹便拉了一伙關東軍閥「搞事情」。後來,袁紹還曾打算另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只是后者世受皇恩,不肯加冕,袁紹這才有了「挾天子」的打算,是以他心里還是有些犯嘀咕的;加之公孫瓚、臧洪「搗亂」,袁紹最終未能在第一時間內下定決心。
當然,袁紹沒有立即去做,也很可能是因為,他想摘曹操的「桃子」
。君不見,漢獻帝前往許都后,袁紹不止一次提出:把天子弄到自己的地盤上來。但曹操也不傻,他辛辛苦苦、用盡手段才弄來的「王牌」,憑啥說交就交?袁紹想要,曹操不給,兩人之間的隔閡就更深了,這正是袁紹帶給曹操的壓力。彼時,曹操立足未穩,仍需盟友袁紹支持,以至于后者還能時不時「恐嚇」一下曹操。
據《后漢書·袁紹傳》記載:「于是以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于紹。(建安)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曹操主動把大將軍讓給袁紹,足見其能伸能屈;而與之相比,袁紹的「撒潑」之舉便顯得有些幼稚了。
貳
董承的威脅
對曹操而言,袁紹的外部壓力倒還不算什麼,畢竟有袁術、公孫瓚、黑山軍張燕在,兩人還需要一致對外;真正令曹操頭疼的,反倒是遷都到許的漢獻帝。須知,漢獻帝不是孤家寡人,他是帶著自己的「小朝廷」來的。這其中,不乏有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名士、大儒;當然,對曹操最有威脅的,正是董承。 后者率領的西涼軍殘余力量,讓曹操難以將勢力順利滲透到后宮當中。
據《后漢書·皇后紀下》記載:「操后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后不敢復朝請。」
這是網絡上流傳頗廣的一個「梗」。漢獻帝一句話,如何能嚇得曹操汗流浹背、俯仰求出?首先能肯定的是,這件事必然不是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之后,那時的曹操就算沒有統一北方全境,但也擊敗了袁紹,實力暴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這件事只可能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之前。
那時,曹操雖然在朝中插滿親信,卻無法對后宮中的漢獻帝如何,蓋因國舅董承早早復制了宮中宿衛;曹操進宮要見漢獻帝,相當于把身家性命交到董承手中。若此時的董承能下定決心誅曹,曹操未必能留個囫圇之身。于是,這才有了「曹操看漢獻帝臉色」的經典名場面。這背后反映出的,正是曹操在迎奉天子入許時的窘迫境地。那麼,後來的曹操又是如何破局的呢?
叁
戰爭、名義與地位
縱觀曹操一生,他所贏得的勝仗,不僅僅讓他得到了地盤、戰將與諸多人口這麼簡單,其背后的深層次意義還在于:曹操能借此蓄勢、養名,進而一步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與話語權,并最終為自己的僭越之路掃清障礙。
與諸葛亮、司馬昭相比,三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借戰爭為由,轉嫁政權內部的不合聲音,將矛頭先一致對外;曹操征討中原群雄、諸葛亮屢次北伐、司馬昭興兵伐蜀,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聲名大義。其邏輯在于:誰主持戰爭,誰就擁有更大的話柄;倘若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與其他人享受勝利果實,主持者的威勢、聲名就能進一步得到上漲。
曹操初迎獻帝,內憂外患,并沒有著急解決董承這個不穩定因素;相反的是,他在第一時間內利用天子詔令,或遙控呂布、劉備、孫策夾攻袁術,或是親自出手,相繼解決呂布、張繡等敵人。
在取得勝利后,曹操的軍事實力不僅更上一層樓,還能助長其在朝堂中的威望;這正是曹操明明早就當上司空、位列三公之一,卻仍等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徹底平定北方以后,才光明正大恢復丞相之職的一個主要原因。
同理可知,曹操擅殺名士的前后階段,也必然伴隨著勝仗: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掃除袁氏余黨,進大漢丞相,后誅殺大儒孔融滿門;建安十六年(212年)曹操平定關中,于次年「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荀彧旋即飲藥自盡,「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及至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取漢中,又封魏王,同年六月,河北高士、清流代表崔琰下獄而死。
打一次勝仗、再宰個有分量的名士殺雞儆猴,曹操的政治地位就能順利向前一步。建安五年(200年)前后,曹操相繼解決袁術、呂布,大定河南;而他選擇的對象,正是偷偷在私下底搞小動作的董承。
話雖如此,董承也未必就是忠臣;拋開《三國演義》的濾鏡,董承這個邊地軍閥,同樣是個不懷好意的野心家。至于其中原委,敬請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范曄撰,李賢注《后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