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真正的未解之謎——哈馬爾-達班山難事件。
事件發生在1993年的8月，地點是俄羅斯貝加爾湖南邊的哈馬爾-達班（Khamar-Daban）山脈。
這片山脈最高峰海拔2396米，8月平均氣溫11.2（±0.5）℃，罕見降雪。
也就是說，這是一起發生在夏天、低海拔并且沒有冰雪環境的山難。
這是一段當年搜救隊拍攝的畫面，他們找到了6名遇難者，有3人身上只穿著單薄的內衣，有兩人光著腳，像是要躲避什麼東西一樣。
這起山難有一個幸存者，但她在獲救以后再也沒有露面，故事整整沉默了26年。
直到2019年，這位幸存者突然出現在了電視節目上，她講出了當年的可怕細節……
時間回到1993年，8月1日，一群來自哈沙克斯坦的年輕人抵達貝加爾湖南岸。
這是一個圍繞著火車站建立的小集鎮，叫做穆里諾（Murino），小鎮緊挨著貝加爾湖，往南就是哈馬爾-達班山脈。
這片山脈風景優美，每年5-10月之間并沒有冰雪覆蓋，即將出發的這群年輕人也不過是一群校園徒步團的學生們，最小的15歲，最大的也才24歲。
三男三女，加上帶隊的女老師，一共7人。
老師叫做科洛維納（Lyudmila Korovina），這年41歲，是個徒步專家，獲得過蘇聯頒發的體育大師稱號（Мастер спорта СССР）。
她有點兒像我們新東方名師的感覺，家長們都很信任這位老師，暑假期間，把小孩交給她，讓她教授孩子們野外課程。
一年前，科老師剛剛帶著大家完成了天山山脈的徒步穿行，難度等級四。
這次他們又來到哈馬爾-達班山脈，科老師選擇了一條難度等級三的路線，線路全長約有230公里，繞行半個哈馬爾-達班，難度并不高，更像是一場夏季觀光，并且，科老師6個月前就開始準備這條線路，她對山里的情況非常熟悉。
就這樣，8月2日，小隊出發，與此同時，科老師16歲的女兒，也帶著另一支小隊出發了，這支小隊選擇的是一條難度等級四的線路，要橫穿哈馬爾-達班的腹地，科老師和女兒約定，兩隊在山里的帕托湖（Patovoye Ozero）會和，然后共同完成后面的旅程，前往目的地斯柳江卡（Slyudyanka）。
進山前，科老師按習慣，查看了天氣預報——未來7天，一切正常。
剛剛進山沒多久，大家就發現，天氣預報錯了……
淅淅瀝瀝的雨水落了下來。
隊員們不得不拿出雨披，在雨中繼續前進。
問題不大，當時他們每人的背包里都還有一套精心準備的干毛衣，被裝在防雨袋當中，如果持續大雨導致氣溫驟降，干毛衣可以拿出來保暖。
就這樣，小隊在雨中走了兩天，8月4日，他們穿過了朗古台山口（Langutayskiye Vorota），開始攀登汗烏拉山（Khanula），這是哈馬爾-達班的第二高峰——海拔2371米，小隊要沿著山脊翻過去。
中午以前，小隊攀登到了海拔2000米以上，到了這個高度，森林就消失了，山脊上是一大片高山草原。
本來，這里的景色非常優美，但現在，山上的雨越來越大，還出現了雷暴天氣，重重的雨點砸在隊員們身上，他們稍微停留以后就不得不立刻出發，他計劃在雷暴中快速通過山脊，但泥濘和大風還是延緩了他們的計劃。
下午4點，小隊移動到了海拔2310的位置，這幾乎就是汗烏拉山（2371）的頂點了，只要再堅持一下，翻過去，下山就能重新進入森林。
森林里的樹木不僅可以避雨，最重要的是可以擋風，現在氣溫雖然還有10℃，但山頂的大風和潮濕的衣服都正在持續奪走身體的熱量，隊員們的體感溫度要比10℃低很多。
從2310的位置又走了6公里以后，天色黑了下來，這個時候，科老師決定讓大家就地扎營，他們要在山上過夜。
于是，隊員們扎了兩頂賬篷，男女各一頂，分別蜷縮進去，還好是夏天，氣溫并不算太低，熬過今晚，明天就可以下山了。
但到了凌晨四點，狂風撕裂了賬篷，雨水灌了進來，直到早上六點，風停了，每個人的睡袋都是濕的，有隊員開始嘔吐。
簡單地吃過早飯以后，重新打包裝備，8月5日，上午10點，隊伍開始下山，這個時候有雪花落了下來，男生們開始抱怨，說他們又濕又冷，還找不到任何地標。
三個男生分別是，23歲的亞歷山大（Krysin Alexander Gennadievich），莫斯科國立科技大學的學生，從12歲起就參加徒步團，是小隊里最強壯的一個隊員，另外，他從小就是科老師看著長大的孩子，不久前還剛剛向科老師的女兒求過婚，科老師也直言不諱的把這個準女婿叫做——兒子。
19歲的丹尼斯（Shvachkin Denis Viktorovich），最開始他并不在小隊名單當中，是因為有一個孩子的父母不讓參加，丹尼斯才頂替那個人加入了進來，他加入時，父母正在度假，他并沒有得到父母的許可，只是自己留了張紙條說，我去爬山了，很快就回來。
15歲的帖木兒（Bapanov Timur Balgabaevich）他在一個登山世家長大，是徒步團的積極分子。
三個女生分別是，24歲的塔婭娜（Filipenko Tatyana Yurievna），剛剛畢業，在一所師范大學擔任領導秘書，非常喜歡爬山。
16歲的維多利亞（Zalesova Victoria）她本來是被科老師拒絕的小隊成員，因為在去年天山徒步的時候，她因為太疲憊而崩潰、發脾氣，科老師很不喜歡這樣的隊員，但這次，維多利亞非常喜歡哈馬爾-達班，她是求自己媽媽給科老師打電話，又保證不會再發脾氣，才被允許加入小隊。
最后一個是17歲的瓦倫媞娜（Utochenko Valentina），哈薩克斯坦彼得羅巴甫洛夫師范大學的學生，正在學習旅游體育專業，未來也可能成為和科老師一樣的徒步團教師。
這支小隊當中，沒有人是菜鳥，雖然被大雨淋了3天，但現在只要按計劃下山就沒有太大問題，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就是男生們的抱怨聲中，死神突然就來了。
最強壯的亞歷山大突然跌到，被扶起來以后依舊是走得跌跌撞撞，科老師覺得不對勁，于是決定一個人留下來照顧這個準女婿，讓其他隊員先往前走。
但走了沒多遠，大伙兒又都紛紛跑了回來，因為，他們聽見科老師在求救，原來，亞歷山大這會兒已經開始口吐白沫，身體抽搐，科老師需要大伙兒的幫助，接著，塔婭娜支起一個遮陽棚，其他人在旁邊幫忙。
瓦倫緹娜和科老師一起照顧亞歷山大，但眼看著亞歷山大就開始流鼻血，同時，他驚恐地睜大眼睛，眼睛也開始往外滲血，瞳孔正在放大，臉色也瞬間變得慘白，瓦倫緹娜感到亞歷山大的體溫正在消失，而這個時候科老師也說，他沒有脈搏了。
誰也沒想到死亡來得這麼突然，短短幾分鐘而已，所有人驚魂未定，但突然又發現，一向嬌氣的維多利亞也已經倒在了草地上。
科老師她讓瓦倫緹娜去把她扶到遮陽棚這邊來。
但是，當瓦倫緹娜去扶維多利亞的時候，瘋狂的維多利亞則開始兇狠地撕咬瓦倫緹娜的手臂，瓦倫緹娜想找人幫忙，但回頭看的時候卻發現，科老師那邊，塔婭娜正在用腦袋撞擊巖石，男孩兒丹尼斯躲到了石頭后面，正在往睡袋里鉆。
似乎大家都被什麼東西嚇到了一樣，瓦倫緹娜扔下維多利亞，趕緊跑過去查看，原來，科老師也和亞歷山大一樣，正在口吐白沫，七竅流血。
瓦倫緹娜又推了推旁邊的帖木兒，他也已經不動了。
這個時候，被嚇傻的瓦倫緹娜突然被丹尼斯踹了一腳，丹尼斯說，趕緊下去，風很大，瓦倫緹娜幾乎是抓著自己的背包連滾帶爬的被大風吹下了山，丹尼斯一開始似乎還跟在后面，但最終，瓦倫緹娜并沒有看到丹尼斯下來。
進入森林以后，瓦倫緹娜害怕極了，剛剛似乎是一瞬間，所有的同伴都倒下了，而自己什麼時候發作呢？
瓦倫緹娜穿好備用的衣服，用遮陽棚蓋住自己，躲在睡袋里，就這樣驚恐地渡過了8月5日這天。
第二天一早，瓦倫緹娜上山查看，所有人都保持著昨天的位置，沒有人還活著，口吐白沫，當時瓦倫緹娜認為大家都死于肺水腫。
但她不敢多想，從隊員那里收集了指南針和地圖以后，就再次獨自下山，尋求救援。
然后，她獨自在山里走了四天四夜，雖然已經沿著地圖下到了斯涅河（Snezhnaya），但她依舊沒有找到居民點，這個時候，她也已經開始發高燒，肺部還出現了水腫的跡象，不停的干咳，呼吸困難，意識也正在逐漸模糊，她後來在電視節目里說，自己當時不想這麼臟兮兮的死掉，于是，就強忍著高燒，爬進了冰冷的河水里面，打算把自己從頭到腳都洗干凈以后再迎接死亡，但就在這個時候，她突然看到河道拐彎處來了一艘明亮的雙體皮劃艇，瓦倫緹娜尖叫著揮舞雙手，原來這是一隊來自烏克蘭基輔的游客，他們救了瓦倫緹娜。
與此同時，8月5日，科老師女兒的隊伍順利抵達帕托湖，這是兩隊約定的會和地點，女兒在這里整整等了兩天，也不見科老師他們從森林里出來，于是，女兒帶隊離開，8月18日，女兒順利抵達目的地——斯柳江卡，她立刻向救援人員報案，但因為天氣原因，救援直升機直到21日才起飛，救援隊24日才到達事發地點。
這個時候離8月5日山難，其實已經過去了20天。
不久以后，法醫得出結論，除科老師死于心臟驟停以外，其余5人全部死于失溫癥，也就是俗稱的被凍死了。
另外，法醫還發現，遇難者都有營養不良的現象，肝臟和肌肉缺乏糖元，多器官缺乏營養，這大概相當于我們俗稱的被餓死、累死了。
這樣看來，法醫的結論是，除科老師死于心臟病以外，其他隊員們都死于饑寒交迫，為什麼會這樣？
當時，大概有這樣幾種理論來解釋。
事發后，當地搜救局的副局長，尤里（Yuri Evgenievich Golius ）接受了采訪，他說，自己很早以前就認識科老師。
科老師非常嚴格，有一次自己在貝加爾湖北邊和科老師相遇，當時科老師帶著兩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兒從山上走下來，那兩個男孩兒看起來非常疲憊，其中一個連開路用的柴刀都舉不起來。
自己把男孩兒們接到營賬里面來，剛一拿出茶葉和面包，男孩兒們就撲了上去，他們就像好幾天沒有吃過東西一樣。
當時，尤里記得科老師還跟自己說，今后打算開一所生存學校，帶很少的食物和衣服進山，然后磨礪意志，培養孩子們的品格。
尤里說，自己當時心里很生氣，那兩個孩子還是青少年啊，科老師不應該用自己專業運動員的要求來折磨小孩子。
結果，在這次搜救現場，尤里又看到了類似的情況，他仔細地搜查了營地，只找到一罐空肉罐頭。
尤里說，試想一下，山頂上下著雨夾雪，冷得要死，科老師卻命令大家把一罐燉肉分成七份，尤里在搜救的過程中還在祈禱，也許自己能在營地里找到糖果或者巧克力的包裝紙，但什麼都沒有。
隊員們在嚴寒中就吃了那麼一點點東西，難怪他們會營養不良。
尤里的說辭似乎完美地解釋了官方給出的死因——失溫癥和營養不良。
但仔細想想，現場搜救隊只發現了一個空罐頭，這也并不意味著隊員們早餐只吃了一盒罐頭，搜救隊到達，已經是20天以后，所以，完全有可能其他食物的垃圾早就被野獸叼走，或者被大風吹到了別的地方。
當時，媒體們打算像幸存者求證小隊的飲食情況，但瓦倫緹娜卻像人間蒸發一樣，沒有人知道她獲救后去了哪里……
搜救隊發現6名遇難者的時候，有3人撕破了自己的外衣，只穿著單薄的內衣，有兩人光著腳，看起來像要逃避什麼東西一樣。
這個現象在大眾和媒體們看來非常詭異，于是，紛紛提出質疑，這個時候，登山專門家出來說話了，他們說，這種現象看似異常，但卻恰好符合失溫癥的表現，叫做反常脫衣現象，這是因為體溫在低于32℃以后，下丘腦中調節體溫的中樞會產生錯亂，釋放了身體很熱的信號。
隊員們會在這種錯誤信號的指引下開始脫衣服，還會不受控地發狂，所以才出現了眼前的現象。
這種反常脫衣的現象，在其他山難事件中也有發現。
專家的話看似有理有據，但這次不一樣啊，當時就有一個救援隊的成員（Valery Tatarnikov）質疑過專家的說法。
他說，已知的反常脫衣現象都發生在冬天，而且這種現象并不常見，至今還沒有發現，5人死于失溫癥，5人都出現反常脫衣現象的案例。
更何況，小隊遇難是發生在夏天，像他們這樣的專業隊伍，不可能被凍死，即使淋了幾天雨，衣服全部濕透了，山頂的強風又在持續奪走體溫，這種情況下，團隊只需要20分鐘生火，那樣無論如何他們都獲救了。
但他們為什麼不生火？另外，他們為什麼選擇在山上過夜？即使太累了，不得不在山上過夜，那離他們30分鐘路程的地方，就有一個避風港營地，他們的地圖上有標注，但他們為什麼不去哪里？
還有，每個人背包里都有干毛衣，為什麼干毛衣都沒有被使用過的痕跡？
很顯然，這意味著，當時他們并沒有感到很冷，團隊也并不認為在山上過夜就一定會被凍死。
而且，事實情況不也是這樣的嗎？
搜救隊在現場發現了早餐的痕跡，團隊是在第二天吃過早飯以后才紛紛遇難，這顯然和失溫癥理論不相符。
會不會是因為第二天早餐的有問題呢？
幸存者瓦倫緹娜提到，隊伍一路上都在按照科老師的要求，采集一種叫做金根（золотой корень）的植物。
這其實就是中文當中的紅景天，這是一種生長在高海拔地區的珍稀植物。
而且救援隊也在遇難者的背包中發現了大量的紅景天。
按照瓦倫緹娜的說法，自己一路上也是靠生吃金根才能以幸存，而且，隊伍在山上耽擱了，其實也是因為大家在忙著采集金根。
那會不會在采集的時候，不小心混入了一些毒蘑菇呢？
第二天早餐，煮金根的時候，這些毒蘑菇又不小心被一起煮了，然后導致集體中毒。
蘑菇中毒以后，確實會出現吐口白沫、七竅流血的癥狀，同時還會出現幻覺和發狂的癥狀，這也符合幸存者描述的用頭撞巖石，發狂咬人的現象。
所以，這是食物中毒嗎？
很顯然這個理論也經不起推敲，首先，科老師本身就是一個草藥大師，她不太可能讓小隊誤食毒蘑菇，另外，幸存者瓦倫緹娜也吃了同一鍋早餐，她為什麼沒有中毒？
這個理論是搜救隊的尤里提出的，首先，他認為，科老師他們背包里出現了大量的金根，不排除是為了下山以后販賣。
而這個行為，很顯然已經冒犯到了當地人的信仰。
因為，當地的居民是一群叫做布里亞特（Buryates）的蒙古人，他們信仰藏傳佛教和薩滿宗教，其實和我們內蒙、西藏的蒙古族類似，他們也認為，紅景天是一種神圣的植物，人類不應該貪得無厭的去獲取。
而且，哈馬爾-達班在當地蒙古人的語言當中，本來就是可怕石頭的意思。
最開始，哈馬爾-達班，專指貝加爾湖岸邊的一小段山脊，這段小山脊在遠古的匈奴時代，就是一座獻祭的祭壇。
祭壇切開了兩片沿海的平原，直挺挺的[插·入]到貝加爾湖當中。
所以，整個哈馬爾-達班在當地從來就不是什麼風景優美的旅游勝地，而且團隊遇難的那座汗烏拉峰（Khanula）其實就更是一座不吉利的妖山。
傳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古代汗王被逼上絕路，在這座山峰上面，汗王自盡了，他采用了草原人最恐懼的自盡方式——一點點放干自己的血液。
草原人認為，人的靈魂在血液當中，所以，這也就意味著，汗王拒絕轉世，他要讓自己的幽靈永遠寄生在這座山峰之上。
當地人對這座山峰充滿了敬畏，是無論如何都不敢隨意采摘那上面的紅景天的。
但科老師他們卻采了，還因為采集太多而耽擱了下山的時間。
幸存者說，在山上大雨突然變成了雷暴，很顯然，這在蒙古人的信仰當中，會被認為是一種來自薩滿的詛咒。
小隊會不會真的是遭遇了某種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呢？
果然，也有人提出過類似的理論。
有一個搜救隊成員（Nikolai Fedorov）認為，當時小隊扎營的山脊，從地形看就有問題，這里恰好處在一個不寬不窄的峽谷當中，整晚的強風有可能在山谷間產生次聲波。
這些次聲波雖然聽不見，但對人體有傷害，與此同時，當晚的雷暴也可能在山谷里電離出大量的臭氧，這些臭氧在清晨濃度很高，臭氧中毒也會出現神經錯亂的情況，團隊有可能是遭遇了次聲波和臭氧中毒。
這個說法雖然新穎，但很難被客觀還原，另外，也解釋不了為什麼幸存者瓦倫緹娜不受影響。
這是很多愛好者都熱衷的一個都市傳說，因為，根據瓦倫緹娜的描述，口吐白沫，身體抽搐，眼睛、鼻子流血，這很像是一種前蘇聯神經毒劑的中毒現象，包括科老師心臟驟停的死因，這也符合這種神經毒劑的副作用。
這種神經毒劑叫做諾維喬克（Novichok），是蘇聯在1971年開發的，而恰好這種毒劑在1993年停產。
愛好者認為，有證據表明，毒劑停產前的最后幾次實驗，就是在哈馬爾-達班山脈中進行的。
所以，科老師團隊是因為不小心闖入了實驗場所嗎？
顯然，這里有一個解釋不通的地方，哈馬爾-達班并不是什麼無人區，尤其是8月，這是旅游旺季，軍方即使要試驗，也不可能選在這個時間和地點實驗。
同時，這個說法一樣無法解釋為什麼瓦倫緹娜不受影響。
但後來，愛好者們又發現了一個線索，那就是，這種毒劑可溶于水，它們在自然環境中，至少要4個月才能徹底降解。
這樣一來，軍方實驗的時間和地點就不需要與團隊重合，有可能是幾個月前在山上進行了實驗，然后暴雨把山上殘留的毒劑沖刷到了團隊扎營的地方，第二天太陽出來，毒劑揮發，就導致了小隊集體中毒的現象。
毒劑是從草地里揮發出來的，亞歷山大為什麼第一個中毒？
因為他摔了一跤，很可能在摔跤的過程中，接觸到了草地里的高濃度毒劑。
接著，俯下身去幫助亞歷山大的隊員們紛紛中毒。
而瓦倫緹娜為什麼沒有中毒，這很可能因為她被科老師支開，去幫助維多利亞，而維多利亞又兇狠的趕走了她，所以，在這個集體中毒過程中，似乎只有瓦倫緹娜在不斷移動，這可能導致她遠離地面，中毒不深。
同樣中毒不深的本來還有丹尼斯，但是，丹尼斯卻選擇躲到石頭后面，并且鉆入睡袋，這導致他也迅速中毒，在最后，他踢瓦倫緹娜下山的時候，已經中毒太深，無法再跟上來了。
這個猜測還有兩個側面證明，那就是，愛好者們認為，
1，瓦倫緹娜為什麼在獲救以后就消失了，她是否已經和安全部門簽訂了某些保密協議；
2，8月18日報案，為什麼21日直升機才起飛，24日搜救隊抵達事發地點？這延遲的7天，會不會是誰有意在等待毒劑消失？
這種說法顯然沒有任何客觀線索的支持，只能被當做一種都市傳說。
但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沒想到，等待了26年，當2019年幸存者瓦倫緹娜和科老師的女兒，這兩個當事人出現在電視上的時候，她們卻講了一段更奇怪的新故事。
2019年，當調查記者聽完瓦倫緹娜的故事以后，記者看著瓦倫緹娜起身，從衣柜里拿出了一串老舊的念珠。
瓦倫緹娜說，這是自己被救回斯柳江卡以后，一名當地救援人員給自己的，直到自己拿到這串連珠，才感到真的獲救了。
她相信這是某種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解。
瓦倫緹娜還說，科老師絕對不是一個刻薄的人，當時他們每天的飲食都經過精確的計算，團隊里沒有人憎恨科老師，另外，在山上扎營前，他們嘗試過生起一堆篝火，但是失敗了，才不得不在寒風中過夜。
那晚真的很冷，賬篷破了，睡袋都濕透了。
接著，女兒又采訪中說，當時，在隊伍出發前，當地人就提醒過他們，今年山里很不正常，有一頭熊咆哮著捶打鐵路，還企圖擋住迎面撞過來的火車。
進山以后，女兒又總能看見有一頭巨大的麋鹿一直在沿途注視著他們。
女兒甚至還因為這頭麋鹿而繞路，耽擱了大半天的時間，從森林邊緣繞了過去。
果然，後來女兒的隊伍到達山谷的時候發現，山谷里是橫七豎八的樹木，這是剛剛發生過泥石流的場景啊，如果自己不繞路很可能遭遇這場泥石流。
後來女兒經常在夢中見到那頭麋鹿，她始終相信當初是麋鹿搭救了自己。
沒想到，當兩位當事人在26年以后首次發聲，卻講出了一個比神經毒劑更難以置信的自然傳說。
所以，到此為止，哈馬爾-達班事件依舊是一樁貨真價實的未解之謎。
它和1959年發生在烏拉爾山脈的佳特洛夫（Dyatlov Pass incident）事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也被稱作俄羅斯的第二起佳特洛夫事件。
但是，拋開那些西方人那些固有的理性分析和客觀調查，也有愛好者認為，這何嘗不是發生在大雪山區域內的第二起梅里雪山事件呢？
從云南的橫斷山到青藏高原再到蒙古和貝加爾湖，這里的原住民都信仰著藏傳佛教，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神山信仰。
就像我們原來說過的一樣，梅里雪山故事里的幸存者——小林泰三，他從最開始發誓要征服神山，到最后被神山信仰所折服。
也許，瓦倫緹娜和科老師女兒講得故事并不奇怪，只是她們用西方人無比陌生的方式，講出了自己心中被種下的那個神山信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里，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