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出現了文景之治以及貞觀之治的盛世，創造出這種輝煌成就的人，無一不是雄才偉略的帝王。
但也有一些奢華且荒誕的時期，例如清朝時期的乾隆盛世。如果單論治國能力，乾隆并不強。但如果論奢華程度，乾隆后期堪比亡國之君隋煬帝，甚至說更勝一籌。
但奇怪的是，同樣是奢靡腐敗的景象，乾隆在位的時候，國家并沒有發生大的動亂，也沒有因此而滅亡，然而隋煬帝卻直接成了亡國之君。
相似的錯誤，卻有大為迥異的結局，造成如此反差的原因是什麼呢？
無論是哪一個朝代的盛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共同創立的。譬如被稱之為盛唐時期巔峰的開元盛世，也并不是唐玄宗李隆基一個人的功勞。
開元盛世的到來，是自唐高祖李淵開始，經過唐太宗李世民、唐中宗李治以及武則天等君王，還有多位賢能的大臣一起為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等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時，唐朝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都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盛。 唐玄宗所需要地做的，只是將盛世延續下去而已。
開元盛世是如此出現的，乾隆盛世也是一樣。乾隆盛世的出現得益于自順治皇帝即位以后各個皇帝以后對國家合理的治理。
順治皇帝在位的時間雖然只有十八年，其中有一部分的時間他并沒有擁有皇帝的權力。當順治皇帝收回皇帝權力之后，他便發現一個秘密，那就是如果清朝想要穩定地統治中國，那就必須休養生息。
順治時期，清朝王只是表面的統一而已，在內部仍然有很多反對清朝的勢力。當下最需要做的，就是獲得中原人士的認可。
為此，順治皇帝下達了許多有利于百姓的命令，例如減免賦稅。
同時順治皇帝還十分重視漢族文人的任用，因為他知道文人是治國的重要手段，清王朝必須獲得他們的幫助，國家才能穩定。
因此順治皇帝沿用了隋文帝創立的科舉制度，然后對漢族文人實行拉攏政策，用博學鴻詞科來收攏人心。
對于順治皇帝來說，這些做法的效果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展示清王朝的誠意，這樣才能開展下一步的工作。
遺憾的是，上天給予順治皇帝的時間實在太少，許多事情只是開了一個頭就沒能繼續。
順治皇帝之后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是清朝時期最為開明的一個帝王，也是對康乾盛世貢獻很大的帝王。
康熙皇帝掌握大權之后，繼續實施父親順治皇帝以前的政策，尤其是在拉攏漢族文人這件事情上，康熙皇帝可謂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間，他一共六次下江南巡視。康熙皇帝下江南的目的并不是只是為了去玩，他的主要目的其實是拉攏江南漢族文人。
因為多次的戰亂，北方的中原文人幾乎全都去了江南避亂，所以康熙皇帝南巡，事實上是想借這個機會獲得江南文人的認可。
結果是成功的，康熙皇帝時期，通過博學鴻詞科成為清朝官員的漢族人越來越多。
漢族文人漸漸意識到，雖然清朝的統治者并不是中原人，但是他們所推行的政策以及尊崇的文化，在根本上還是漢族的文化
因此那些一開始十分抵觸清朝統治的人，漸漸放下了內心的敵視。
獲得漢族文人的支持，意味著獲得了世家大族的支持，想要在中原實現穩定的統治，世家大族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
清王朝可以在馬上打天下，但絕對不可以在馬上治天下。 打天下和治天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歷朝歷代都是這個道理，清王朝的統治者自然也是明白的。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還平定了三藩之亂以及收復了台灣，這對于清朝有很大的幫助。
康熙去世后，下一位皇帝是雍正。雍正和順治一樣，都是擁有大謀略的帝王，但是遺憾的便是在位的時間不長。
不過雍正的處境要比順治好一些，他有康熙打下的基礎。
雍正繼位以后，依然實行拉攏漢族文人的政策，不過雍正并不是一味地拉攏，對于官員的素質，雍正皇帝也有很高的要求。
他推行了許多嚴格的考核制度，將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員罷免，然后任用一些能干的官吏。
三位皇帝的勵精圖治，使得清王朝國庫的收入有了質的提升，起初清王朝的國庫收入只有幾百萬兩白銀，但到了雍正時期，國庫收入已經有六千萬兩白銀。
等到乾隆當上皇帝，他所擁有的，和當年秦始皇所繼承的資源是差不多的。
政治上得到了漢族文人的擁護，經濟上國庫收入翻了幾番，軍事上也不弱于附近的任何一個國家，這樣的家底，盛世的到來是必然的結果。
相比于前幾位皇帝的勤儉節約，后期的乾隆皇帝可謂奢靡至極。
但是乾隆是一個好面子的人，國庫的錢他不愿意動，因為那樣會被人罵。可是如果不用國庫的銀子，就憑內務府的那點存款，根本滿足不了乾隆皇帝的需求。
為了奉承乾隆，大貪官和珅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和珅想出來的這辦法叫議罪銀，顧名思義，議罪銀就是如果官員犯了法，就可以通過花錢的方式來減輕對自己的處罰。這種制度其實并不是和珅的創造，而是古來就有的。
議罪銀制度的雛形是罰俸制度，所謂罰俸制度，就是官員犯了法，罰錢就能減免罪過。
早在漢朝時期，這種制度就已經實施了，出使西域封侯的張騫和一生沒有封侯的李廣，都曾經用花錢的方式逃過了殺頭的死罪。
議罪銀制度和罰俸制度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罰俸制度獲得的錢進入了國庫，而議罪銀制度獲得的錢進了內務府，也就是乾隆的小金庫。
自從議罪銀制度實施以后，乾隆皇帝的私房錢越來越多，據歷史記載，議罪銀制度實施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一共有幾千萬兩白銀的收入，堪比另一個國庫。
議罪銀制度一開始針對的確實是那些犯了法的官員，但是越到后期，議罪銀制度就成為了官員逃避罪責，或者借著這個機會討好和珅以及乾隆皇帝。
據歷史記載，有一個大臣因為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奏折上，他因此惶惶不可終日，要求自罰三萬兩白銀贖罪。
這哪里是不小心，分明是故意為之，想要用三萬兩白銀來賄賂和珅和乾隆。
議罪銀制度實施以前，貪官污吏之間收受賄賂還比較收斂，畢竟這是違法亂紀的事情，誰也不敢太過分。
但是議罪銀制度實施以后，賄賂之風盛行，尤其是對和珅和乾隆皇帝的賄賂，直接成為一種合法的制度。
乾隆皇帝并不是不知道議罪銀制度的弊端，但是如果不實施議罪銀制度，那麼內務府就沒辦法支持乾隆皇帝奢華生活所需要的支出。
通過議罪銀制度，乾隆皇帝從百官身上拿到了足夠多的錢財。但是也引發了十分嚴重的后果，許多官員看到只要有錢就可以減免刑罰，于是貪污的手段就更加放肆，最終受到傷害的依然是最底層的平民百姓。
以至于英國使團第一次抵達中國的時候，對中國底層百姓的貧困和中國上層貴族的奢華感到不可理解。
英國大使不得不承認中國確實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國富裕的根本途徑是壓榨底層的百姓。
按照一般的封建王朝的歷史來看，國家發展到這種地步，一定會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或者叛亂。然而奇怪的是，乾隆一朝并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為什麼？
乾隆時期沒有發生大規模叛亂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統治者對文人思想的控制。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對于前朝滅亡的經驗和教育他們也做了總結。
清朝統治者認為，思想是國家動亂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如果沒有反動的思想，那麼就算民不聊生，他們大機率也不會將矛頭指向統治者。
因此自順治皇帝開始，清朝歷代皇帝都實施了嚴厲的文字獄，尤其是乾隆一朝，文字獄的慘案數不勝數。
那些莫須有的罪名，使得那些原本有反抗之心的人因為畏懼清朝的殘暴從而不敢反抗。
為了在根本上禁錮文人的思想，清朝統治者還在科舉制度上作了改革。
八股取士的廣泛推行以及清朝皇帝對四書五經含義的曲解，使得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局限在皇權神授的范圍內，他們逐漸地成為皇權的奴隸。
清朝時期，即使是權力最大的軍機大臣，也要跪著記錄皇帝的命令，和一個奴才并沒有什麼兩樣。
除此之外，清朝的統治者還對地方權力進行了很多限制，例如巡撫和總督的設置，都是對地方權力的分化。
這些制度的實施，使得地方很難再出現像唐朝時期的節度使，清朝時期的封疆大吏，已經不能和以前的封疆大吏相比。
清朝時期的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封疆大吏在皇權面前基本不值一提，只要皇帝愿意，封疆大吏隨時都有可能倒台。
乾隆時期，雖然底層百姓的生活很苦，但是乾隆保證了他們不餓死，這是百姓生存的底線。乾隆皇帝固然奢華，但他沒有突破最低的標準。
外加皇權的高度強化以及地方權力的分化，如果沒有到了沒有活路的地步，是不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亂的。
隋煬帝之所以會失敗，最大的原因則是皇權不夠強大，所以在發生內亂的時候，楊廣根本無力回天。
中國的大門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打開的，這一點無可置疑。乾隆時期，作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代表的英國，和中國有了一次短暫的交流。
這一次的交流，英國大使已經發現了中國制度的落后，也預言中國這艘大船一定會撞得粉碎。既然內亂在乾隆時期不會發生，那麼為什麼外部的侵擾也沒有出現？
乾隆時期的中國確實在制度上已經落后西方，但是在軍事實力方面，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中國在軍事上落后于西方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始和完成以及完全普及到各個領域。
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間是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的時間是二十世紀初期。乾隆掌權的時期正好是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以在乾隆掌權的階段，兩次工業革命正在進行時，并沒有進入成熟的階段。
工業革命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期完成，但是廣泛應用到社會中也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兩次工業革命沒有徹底應用的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實力并不能碾壓中國的軍事實力，這一點已經在鄭成功收復台灣的過程中證明了。
如果在乾隆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遠萬里對中國發動戰爭，其結果未必會是勝利，甚至有可能被中國擊敗。
所以雖然英國大使預言了中國的失敗，但是在他回去之后向英國國王報告了中國的情況之后。英國并沒有立刻派兵攻打中國，因為他明白中國雖然在走下坡路，但仍然有戰勝英國的實力。
乾隆盛世是一個饑餓的盛世，清朝的繁榮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清朝的自大導致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也是不可置疑的。清朝的失敗，告訴后人狂妄自大會有多麼嚴重的后果。
歷朝歷代的強盛，和開放包容的國策有很大的關系，只有在不斷地學習和交流中，國家才能不斷進步。
參考資料：
《清史稿》
《四庫全書》
《清高宗實錄》
《清世宗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