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一位鐵骨錚錚的大明硬漢，在皇帝被俘，國家面臨危機之時挺身而出，力建另立新君，保住國家江山社稷，可以說是以一己之力，為大明王朝續命二百余年。
然而，即便是這樣的一位肱股之臣，也成為了朱祁鎮爭奪權利的犧牲品，令人不禁感嘆在封建王朝的時代，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與皇權匹敵。
于謙雖死，但是他硬挺的脊梁卻并未倒下，此后不少文人志士都曾著文作詩來追念于謙，為的就是他的那一份將國家、百姓扛在肩上的大無畏精神和挺拔的脊梁。
1449年7月，明英宗朱祁鎮似乎是被北京的酷暑熱昏了頭腦，竟然聽信了宦官王振的花言巧語，決定親征瓦剌，此時的他還不會想到，這此瓦剌之征，險些將他葬送在邊疆之地，甚至建國八十年的大明王朝也險些消失。
由于親征是朱祁鎮一拍腦門不加思考做出的決定，導致軍隊根本來不及準備，只用了兩天的時間進行集結，在后勤等諸多事項均未準備完全的情況下，朱祁鎮便率軍匆忙出發了。
另外，名義上雖然是皇帝親征，但實際上此時明軍的指揮權卻在王振的手上， 這就導致出現了「外行指導內行」的局面，明軍上下在王振的瞎指揮下一片混亂。
王振根本不懂軍事，他的亂指揮給明軍造成了極大的不便，導致在多次作戰中屢戰屢敗，雖然軍中的將領對此很是不滿，也想直接面見朱祁鎮，但是都被王振擋在了賬篷外。
所以當時的明軍是這樣的情況：指揮官不懂軍事、軍隊屢戰屢敗、將領奏報無門。
最重要的是，因為準備不足而匆忙出發，導致明軍還未抵達大同便出現了缺糧的情況，給后續的作戰造成了嚴重的阻礙。
禍不單行的是天公也不作美，連續多日的大雨，讓本就哀怨四道的將士們更無心作戰，軍中聲討王振的呼聲伴隨著地面上的積水一同水漲船高。
在后續的戰役中，明軍不出意外地接連失利，直到8月16日，瓦剌以詐降之計麻痹了明軍，而后突然發起襲擊，明軍被打了個猝不及防，一時間軍中混亂不堪，不少士兵被攻入的瓦剌軍殺害。
隨同朱祁鎮一同出征的五十二名大臣，悉數死于這場混戰之中，只有不到十人能夠幸免于難， 然而不僅是大臣，就連朱祁鎮本人，都被瓦剌所俘獲，成為了瓦剌的階下囚。
當朱祁鎮被俘的消息傳回京師，朝野為之震動，畢竟皇帝被俘去了，國家就會面臨無主的境地，雖然朱祁鎮在出征前，命朱祁鈺代理朝政，但他說到底不是皇帝，起不到主心骨的作用。
而且在另一邊，瓦剌并沒有因為俘獲了朱祁鎮而停止進攻，反而趁此機會直接將大軍壓到了北京城外，眼看就要打進都城，明朝就會自此滅亡。
在國家危急之時，于謙站了出來，他力主抗戰并堅決反對遷都南京，以宋朝南渡的案例據理力爭，成功說服了朱祁鈺，進而確定實行防守反擊的辦法。
為了防止瓦剌挾持朱祁鎮而做出「以令諸侯」的舉動，于謙以「國家社稷為重，君為輕」為口號，帶領群臣擁立朱祁鈺為帝。
經與皇太后商議后，朱祁鈺于9月6日即帝位，是為明代宗，使得瓦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幻想破滅，此時的朱祁鎮對于瓦剌而言，已經沒有什麼重要的作用了。
在隨后的北京保衛戰里，于謙擔負起了率領軍民守衛京師的重擔，為了確保各個軍營能夠受于謙管制，明代宗賜其先斬后奏之權，地位僅在朱祁鈺之下。
于謙手握兵權，將軍隊駐守在北京城的九道門外，日夜操練隨時應對瓦剌的共計，同時提拔了一批大有才能的將領，還從全國各地調來工匠，夜以繼日制造武器。
在于謙和二十萬軍民的萬眾一心下，任憑瓦剌軍如何進攻，卻始終進不得北京城半步，只得撤軍而去，北京保衛戰宣告勝利，大明王朝的第一次滅國危機被順利解除。
然而于謙雖然守下了北京城，卻守不下自己的命運， 朱祁鎮在被瓦剌關押一年后，獲釋回到了北京，從此刻起，于謙的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朱祁鎮回到北京后，朝堂之上出現了「二龍臨朝」的尷尬局面，朱祁鈺不愿放棄來之不易的帝位，便將朱祁鎮軟禁，在隨后的八年時間里，朱祁鎮始終過著被監視的生活。
直到八年之后， 朱祁鎮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的幫助下成功復位，而復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于謙。
于謙被捕后，明英宗起初并不想殺害他，并且說「謙實有功」，然而 徐有貞的一句話讓他徹底下了殺死于謙的決心：于謙不死，那復辟就事出無名了。
數日后，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處斬，相傳臨刑當天烏云密布，風雨交加，百姓們都說這是上天在為于謙鳴不平。
實際上，朱祁鎮殺于謙不單單是因為徐有貞的那句話，還有的是他作為帝王的私心在作祟，于謙雖然有功于國家和百姓， 但是在朱祁鎮看來，于謙擁立新帝一事，就是對自己的不忠。
作為皇帝，朱祁鎮想要的可能只是一個忠于自己的忠臣，而非是一個為了國家而舍棄自己的英雄，這也說明朱祁鎮并非是一個好皇帝。
對朱祁鎮而言，于謙可能不是一個忠臣， 但在于謙看來，國家和百姓高于君王，「忠君」不如「忠國忠民」。
于整個大明王朝而言，于謙更是當之無愧的英雄，以一己之力，挽救國家于水火，使得明朝國祚延長二百余年，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于謙都無愧于《明史》對他的評價：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