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被關在刑部大牢中。在被處死前，他從容飲下三杯酒，吃了兩塊肉，轉眼竟得悉皇帝釋放他的旨意。
這位老人是誰，身犯何罪被打入死囚之中？皇帝將他下獄又降旨釋放，究竟是仁慈寬厚，還是別有用心呢？
清朝初期，有一位名叫尹會一的官員，此人雍正年間高中進士，步入仕途后累遷工部員外郎、襄陽知府、兩淮鹽運使等職，在任期間多有政績；
他不但是為名臣干吏，還是一位德才兼備的大儒，他著有《健余先生文集》、《四書筆記》等作，在任期間在州縣建立社學、宣揚程朱理學，還是一位遠近聞名的大孝子，朝野內外皆有聲名，就連乾隆皇帝都親自賜詩褒獎。而前文那位被押入死牢的老人，正是這位尹會一的兒子——尹嘉銓。
可以說，尹嘉銓是名副其實的名臣之后，在這樣的家世之下，尹嘉銓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他也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後來，他不但考取了舉人，歷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大理寺正卿，還在文化上頗有建樹，將朱熹《小學》增輯為《小學大全》，另有多首詩文流傳于世。
如此看來，這將是一位與其父一樣，學問、仕途兩面開花的傳奇人物。可惜，這位尹嘉銓做學問和做官都還說得過去，但作為皇帝的臣子卻有些不知深淺。他在為大清效力半生之后，卻因晚年的一次狂悖之舉徹底惹惱了皇上，他的命運也因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乾隆四十六年，皇上西巡五台山，正好路過尹氏父子的家鄉保定。此時尹嘉銓早已致仕還鄉，聽聞此事后立刻派兒子遞上了一道奏折。在折子中，尹嘉銓請求皇上降下恩旨，為其父尹會一加謚。
不料乾隆覽后大為不悅，批復道：「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尹嘉銓為父請謚的小心思，其實也不難猜測。
其一，乾隆皇帝曾經親自賜詩褒獎父親尹會一的孝行，在尹嘉銓看來，為父親請求謚號應該并不是什麼難事，一旦為父請謚成功，自己不僅作為其子與有榮焉，更是可以借此博得孝名；
其二，乾隆皇帝大力倡導孝行，凡有孝行聲名者，很多都得到了朝廷褒獎，自己此番為父請謚正是為投其所好。只是沒想到，尹嘉銓這份溜須拍馬的心思并沒有得到皇上的贊賞，反而拍在了馬蹄上。
就連后人都不難看出，乾隆皇帝的這份批復，在言語之間已經相當不客氣了，尹嘉銓混跡官場多年，更是沒理由看不出來。可偏偏就是這個老臣不識好歹，竟又遞上了第二份奏折，所提要求不但沒有減少，反倒變本加厲。一個退了休的三品官，竟然請皇帝批準，將本朝的幾個故臣填入孔廟陪祀之列，還在名單的末尾不死心地加上了他父親尹會一的名字。
乾隆皇帝日理萬機，批閱完各地的軍政事務，突然發現這個尹嘉銓又遞上來一份奏折，皺著眉頭看完之后不僅勃然大怒，御筆一揮，寫下九個字的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于是火速下旨將尹嘉銓逮捕入獄，同時派遣北京、保定兩地的官員抄沒其家，并清查尹嘉銓的本人著作、所藏書籍和來往信件，務求找到此人欺君罔上的罪證。
兩地官員們得到圣旨后，立刻開始收繳尹嘉銓家中所藏的書籍、信件，光是尹嘉銓的北京故宅中就搜出 「書大小三百十一套，散書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裝釘書籍一柜，法帖冊頁六十五本，破字畫五十八卷，書信一包計一百十三封，書板一千二百塊」。
并派遣有司官員詳加審查，果然從尹嘉銓的文句之中找出不少狂悖不堪的「欺君」之語。
然而，尹嘉銓這兩道奏折充其量只能算是不識好歹。說重，則沒有貪腐謀反之行；說輕，倒也足夠定個妄議朝政之罪。乾隆皇帝為何大費周章搜集尹嘉銓的文句，從嚴、從重地審判尹嘉銓案呢？
實際上，乾隆皇帝這種從大臣的平日文句中尋找罪證的行為，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文字獄」。
「文字獄」的現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并不罕見，封建統治者們為了維持文化專制，牢牢地將國家的統治權攥在手里，往往對百姓實行愚民政策，再對文人階層施以高壓，意圖鉗制臣民的思想，生怕會出現一篇煽動民眾、動搖自己權威的文章，于是歷朝歷代的「文字獄」
便應運而生。然而文字獄并不是每一朝都如此興盛嚴苛，越是皇權孱弱或動蕩分裂的王朝，皇帝對文化的鉗制就弱小一些，而越是皇權專制、統一興盛的王朝，「文字獄」就越發嚴苛。
到了清朝，「文字獄」的殘酷程度更是登峰造極。胡奇生先生在《中國文禍史》中寫道：「（清代文字獄）持續時間之長，文網之密，案件之多，打擊面之廣，羅織罪名之陰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
清王朝「文字獄」如此之興盛，一部分原因是清朝的皇權專制臻于極盛、形勢總體上趨于平穩，皇帝有足夠的力量控制臣民的思想；
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相對于其他朝代而言，有一個敏感而特殊的身份——少數民族。相對于同為少數民族的元朝統治者，清朝統治者明顯更為接納漢族文化，并積極從儒家學說中尋求統治倫理。
然而，傳統的儒家學說講究華夷之別，他們又是以外族身份入主華夏的異類，這不可不謂兩相矛盾。明末清初，漢族士民積極抗清的往事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加重了他們在文化和身份上的敏感。
因此，清朝統治者對于「文字獄」如此嚴酷而執著，也就不難理解了。雍正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駿，因為寫下「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和「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詩句而被認定是毀謗本朝、意圖復明，最終慘遭處死，禍及師友。此案正是清朝統治者這種心理的生動體現。
不過，隨著局勢的逐漸平穩，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漸消解，雍正皇帝後來更是在《大義覺迷錄》中正面駁斥了傳統的華夷觀。因此清朝前中期以后，「文字獄」逐漸不再以民族矛盾作為主題，尹嘉銓這種畢生服侍清朝的人更是不可能存有反心，乾隆大費周章搜查其文書信件又是所為何故呢？
從對尹嘉銓的審訊記錄中，我們便可窺知一二。 為了給尹嘉銓定罪，主審官員們搜羅了其文章中大量「悖逆」之處。
首先，是這尹嘉銓吹噓自己是孔子的繼承人，更是「孟子后身」，這便是欺侮圣人之罪；不僅如此， 他還自詡「帝師」，并將「古稀」作為自己的稱呼。
若在以前，成為「帝師」是每個士大夫最高的封建理想，「古稀」更是自古以來對老人的稱呼，尹嘉銓此時早已年逾七十，用此稱呼也未嘗不可。
然而，壞就壞在乾隆皇帝也以「古稀老人」自況，更是懷疑尹嘉銓欲以「師徒」關系破壞君臣倫理，因此這兩條也成為了尹氏不得不認的罪狀。
如果說以上三條還只能展現清朝統治著的專橫，那接下來的兩條，便是將乾隆皇帝「小題大做」的真正目的顯露無疑了。
此案的焦點之一，在于尹嘉銓編制的《名臣言行錄》將高其位、張廷玉、鄂爾泰等人一并列入，并作出了「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的評價。
此條被當做罪證，不難反映皇上的心態：本朝有無名臣、奸臣，誰是名臣、奸臣，都不能由你這麼一個小小的臣子評價。同樣，誰應得謚號，誰該陪祀孔廟，一樣由不得做奴才的插嘴。
對于清朝統治者來說，盡管民族矛盾已不再尖銳，但對文化的控制權和解釋權仍然重要。尹嘉銓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憑借自己的一廂情愿一再挑戰皇帝的權威，這才成為了送上門的磨刀石。
除了對尹嘉銓的「罪行」進行揭露和審判，乾隆皇帝對其本人也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主審官從尹嘉銓所作《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文章入手，認為其妻悍妒，故意要給尹嘉銓娶一個五十歲的老處女；甚至還從皇帝那里得知，尹嘉銓在向皇上討要官翎時，聲稱自己討不到就沒有臉面面對妻小，到了「學作女人聲音貌狀，懇切乞恩」的地步。
乾隆皇帝將這些事情拿到台面上大講特講，哪里還是僅為了審判尹嘉銓「罪狀」這麼簡單呢？
分別是要徹底將此人的顏面、廉恥摧毀。自古以來，文人士大夫就極重聲名臉面，這種責任感促使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上至漢朝的士人「清議」，下至明朝的廷臣朝議，這些文士集結起來，一直是制約皇權的重要力量。
為此，東漢靈帝不惜降下著名的「黨錮之禍」，明朝威名赫赫的「廷杖」打死人也是屢見不鮮，可卻都沒能壓彎士大夫的骨頭。
然而，乾隆帝此舉從精神上將一個聲名顯赫的士大夫徹底羞辱和摧毀，不但效果更著，而且殺一儆百。倔強的士大夫們終于明白，他們的風骨在大清強橫的皇權面前是不堪一擊的。
簡單言之，「尹嘉銓案」只是一個縮影，折射出的是清朝統治者「文字獄」最重要的兩個禁錮方向，一個是對文化，一個是對文人。通過這樣的手段，清朝的皇帝們完成了士大夫從「臣子」到「奴才」的轉變。終清一朝，有過無數兢兢業業的忠仆，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前朝各代那樣鐵骨錚錚、敢于對抗皇權的「直臣」。
完成對尹嘉銓「罪行」的審判之后，有關部門將其定為凌遲處死。
乾隆皇帝先是假意念在尹氏為國操勞一生，將其改判斬立決，後來又將其赦免，于是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在吃飯的時候，尹嘉銓喝下三杯酒，吃了火腿和肥肉各一片，神情平淡，沒有絲毫恐懼。
監視的人將他的行為匯報給乾隆后，乾隆沉思了片刻，想到： 尹嘉銓素有文名，如果執意殺了他，恐怕會在天下文人那里留下不好的名聲，況且，看他在臨死前還能泰然自若，想來是沒有什麼異心，還是放了他吧。
獄中的尹嘉銓「認罪伏法」，眼見這一幕的士大夫們膽戰心驚，乾隆的目的已然達到，自然犯不上再臟了自己的手，于是將之釋放，反倒是成就了自己「仁君」的美名，帝王心術何過于此？
這個故事被記載在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中。
尹嘉銓自是糊涂，本來他家世優渥、父子知名，長大后為學做官都成績斐然，如果安分守己，也不失為一代名臣。可惜他混跡官場多年、為國操勞半生卻不知天高地厚，最終成了皇上用來儆猴的「雞」，落了個晚節不保的下場。
然而，我們作為后人回顧他的遭遇，也難免感嘆滿清統治者的嚴苛與殘酷。尹嘉銓的悲劇是他個人的悲劇，無疑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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