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朝代,唐朝鼎盛時期疆域遼闊,經濟繁榮,長安城是富民其實的亞洲經濟、文化中心,是唐朝鄰邦的向往之地,像吐蕃、倭國、高句麗、波斯等都派遣使者和學生到長安城學習唐朝先進的技術和文化。
但是,再強大的王朝也面臨著諸多無法解決的問題,而藩鎮割據就一直是中晚唐時期,唐朝的心病。藩鎮割據帶來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節度使得權力過大,直接威脅到皇帝的權威和朝廷的統治。
公元756年-764年,唐朝經歷了八年的安史之亂,唐朝也由盛轉衰,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衰弱,朝廷對地方的影響力逐漸減弱。
尤其是河北地區幽州、魏博、成德三鎮史稱「河朔三鎮」處于半獨立的狀態,他們脅迫地方官員與朝廷形成對抗的局面。
朝廷也先后組織軍隊對「河朔三鎮」進行平叛但是效果甚微,反而還加速了唐朝走向衰弱的步伐,那麼為何強如唐朝也沒能解決節度使坐大做強的問題呢?
唐朝初期實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軍事制度,士兵閑時務農或軍事訓練,戰時則變身成軍人進行戰斗,府兵的裝備和物資都是由自己準備的,地方官府負責代管,一到遇到戰事府兵就可以用官府發的憑證兌換武器。
在府兵制的這種軍事制度下,唐朝在對外戰爭中節節獲勝,為唐朝開疆擴土,抵御外族入侵做出了不少貢獻。府兵制還為唐朝節約了開支,使得唐朝國庫充盈,間接促進了民生事業的發展。
但是,到了唐高宗和武則天統治后期,隨著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均田制遭到破壞,而有的府兵則無田可種,這對府兵制造成重大的傷害。
而唐朝疆域遼闊周邊有不少國家與唐朝有軍事上的沖突,這樣一來唐朝的邊防壓力較大,打下的土地由于戰爭頻繁,無法正常進行耕種,府兵依舊面臨無田可耕種的尷尬局面。
面對土地兼并、邊防壓力的困境,唐玄宗時期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在全國設立十大節度使,分別負責唐帝國東南西北各方面的邊境軍政事務。
唐朝的軍事制度也從「并能合一」向「職業軍人」轉變,而募兵由于長期和節度使一塊行軍打仗,有的將領就是節度使提拔上來的。
久而久之軍人和將領在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利益關系,在中晚唐時期軍人只認節度使不認皇帝的情況也是經常出現,這些都為節度使擁兵自重提供了條件。
由于地方軍經常要面對敵國的主力部隊,部隊不能長期駐扎,因此為了適應戰爭的需求,保證軍隊調動的及時,有效應對各種戰爭情況,朝廷賦予節度使軍事統領、地方財政支配、人事任命等權力。
于是,節度使取代了之前的行軍大總管,開始在管轄區內征兵,節度使借機養私兵,將稅收的權力攬進了自己的管轄范圍,節度使逐漸成為了地方的實際管理者。
為了各戰區之間高效作戰,一個大戰區的節度使會兼任其他小地區的節度使,比如哥舒漢兼任兩地節度使,安祿山兼任了三地節度使指揮軍隊超過了25萬,節度使的勢力越來越大。
擁有強大實力的節度使忠于朝廷那便是好事,一旦出現叛變那朝廷將手無舉措,像安祿山指揮的軍隊,總比例達到唐朝的三分之一。
擁有如此強大的軍事力量必定會有策反之心,之后的安祿山叛亂、朱泚、李希烈稱帝、涇原兵變也證實了這一點。
公元756年至公元762年4月,在李光弼和郭子儀的努力下,結束了八年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后朝廷為了穩定全國政局,選擇休養生息。
這時河朔的三鎮也借機發展自己的勢力,與朝廷形成了對抗,朝廷與藩鎮之間進行了妥協,不主動打擊藩鎮。
公元781年,李惟岳上書朝廷想讓唐德宗承認其藩鎮長官的世襲地位,一心想削藩的德宗拒絕了他的請求。
于是,李惟岳聯合魏博、淄青、山南東道三鎮節度使發動了「四鎮之亂」,之后又因涇原節度使姚令率軍冒雨前來救駕時,士兵得不到應有的犒勞引起軍兵憤怒殺進長安,發動了「涇原兵變」。
德宗倉皇出逃,之后朱泚、李希烈稱帝,面對此情況德宗不得已赦免田悅、王武俊等罪將去平息叛亂,最終在李晟的努力下收復長安。
叛亂平息,但這次的兵變極大的削弱了唐王朝的力量,后期唐朝更是無力削藩,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問題越辣越嚴重。
土地兼并嚴重,國土面積遼闊,唐朝將府兵制改成募兵制,為了提高戰爭的應急性,朝廷賦予節度使過大的權力,節度使成了地方的實際管理者這也為節度使擁兵自重世襲相傳提供了條件。
唐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及唐德宗時期的「四鎮之亂」、「涇原兵變」極大地消耗了唐朝的國力,朝廷對節度使只能是無可奈何,削弱節度使的權力只能說是無稽之談。
參考文獻:《唐書》